什么是“文本”，这是一个内涵颇为复杂的问题①。综合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文本内涵应包含以下几个要点：一、文本是一个现当代文论概念，对其解释必受语言学模式影响，新的语言学理论的出现会改变人对文本内涵的理解；二、文本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织体”，具有“词语”的类似存在方式。从结构上看，词语具有能指、所指之别，文本也包含类似的二重组合，“能指”是其语音、句法、结构，“所指”是其隐而不露的意指思想；三、文本意指思想不是自明的，其意义生成方式多种多样，意义效果因方法、立场的不同而有所区别，需要细心解读。我们就是在这一较为宽泛的意义上使用“文本”范畴的，强调上述文学观念的理论都可称其为“文本理论”。 总体而言，20世纪西方文本理论经历了由作品到文本、由自在到建构的跳跃式发展过程②，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形形色色的文本观念。这些理论观念既相互联系，又有着对文本问题的独特认识，相与共生，争奇斗艳。就理论实质而言，文学文本理论是西方20世纪独有的文学观念，它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兴起而产生，是理论界自觉反思文学本质、将作品定位为特殊语言客观存在物的一种共识。与传统理论相较，我们更倾向于将文本理论定位为一种特殊的解读与批评理论，因为这一观念最大限度地斩断了作品与作者的有机联系，更为“客观”地考究作品特质及其意义产生。众所周知，完整的文学活动涉及作者、文本、读者和世界四个要素，在整个20世纪文本理论发展过程中，各种文本观念的争鸣主要是在与后三种要素的关联中完成的。细究起来文学文本理论主要有三种形态：语言客体文本理论、读者审美阐释文本理论、话语意识形态生产文本理论，相应地分别关注了文本与自身存在、读者和世界的相互影响关系。由于这些理论形态产生的哲学基础不同，因而使得它们对文学文本特质的认识具有一定差异，并且对文学基础理论建设做出不同贡献、产生迥异影响，值得认真研究。 一、语言客体文本理论 文学文本理论的兴起是西方传统理论的有序发展，同时语言论转向又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因此，20世纪西方首先出现的是语言客体文本理论。 文学理论之所以关注作品本身，这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对此前理论界忽视作品研究的反拨与矫正。因为文学要想具有科学形态，就必须对其存在本身做出科学解释，并弄清自身构成因素与形成规律。20世纪以前，特别是浪漫主义兴盛时期，情感论、才性论、天才论、想象问题、灵感问题是文论研究的重点，即使在20世纪初期，泰纳的“种族、时代、环境”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也有极大影响。“诗是诗人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华兹华斯)、“文学是受压抑的无意识的升华”(弗洛伊德)等理论主张有很强的辐射力。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是强调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决定作用，作者是作品的“父亲”，其他因素都受到作者的控制和垄断性制约；但同时这些理论又都忽略了对作品本身特质和读者重要性的研究。20世纪初，从俄国形式主义开始，则从根本上扭转了这一研究方向，开始立足于“文学性”，探寻文学作品自身特点。张冰先生论述过俄国形式主义这种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把历来是神秘的美的发生学基础，变为可操作、可定性定量分析的一种过程。这就把笼罩在美身上的形而上学迷雾一扫而光，将其还原为可视可感可分析可操作的。美在形式主义者手中，再不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不可把握的，再不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再不是诗人或作家一种神秘主义的主观命意，而是一种可视可感的物质实体。”③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即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带来的全方位介入。细究起来，“语言论转向”这一说法是由柏格曼首次提出的，他以此概括西方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普遍关注语言、运用语言学方法阐释人文学科问题的潮流与趋势。“所有的语言论哲学家，都通过叙述确切的语言来叙述世界。这是语言论转向，是日常语言哲学家和理想语言哲学家共同一致的关于方法的基本出点”④。语言学是20世纪的“显学”，其研究方法已渗透到人文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接受语言哲学影响的诸派别中，结构主义势头最猛，它已将这一方式应用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的各个领域，并取得了突出研究成果。“语言学已经跃居西方人文科学的领导地位，这门科学的高度理论性使它成为任何思考的出发点……语言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关于人类现实的符号学的描述模式和说明模式。”⑤语言学和语言哲学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不言而喻，因为文本本身就是一个由各类词语按照一定规律编织而成的语言复合体，对其分析、研究必然涉及语言问题和语言学方法。语言学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从直接的较浅显层次而言，语言学的兴起引起了研究者对文本语言乃至表达技巧的重视，将文论研究核心定位在语言织体本身及其组合规律。第二、从较深层次上讲(这也是更为重要、更为内在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对文本研究很有启发。索绪尔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结构系统，语言能指本身与指称对象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能指与所指关系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语言本身是一个具有层级区别的逻辑结构体系，语言的意义产生于能指层面与所指层面体系内部存在的区别与差异。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方法对文艺研究影响巨大，甚至其本身的缺憾也直接遗传给了文艺研究，其注重整体性、结构性、宏观性的特点使得文论家常常忽视了单个作品和读者个体体验的存在，使得结构主义文论成为一种脱离实践的理想逻辑论证。语言学理论的兴盛，导致了语言论转向，而这无论是就关注语言本身而言，还是就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而言，都对20世纪西方文本理论的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总体而言，语言客体文本理论突出作品本身意义，认为作品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语言编织物，与作者、读者和世界没有紧密联系，对其解读与批评只能立足自身，从其语言存在入手，而不能旁涉其它。具体研究起来，这一形态又包括具有较大差异、并产生重要影响的几种不同观点。 文学文本是陌生化的语言客体。这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文本观。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研究的核心为语言技巧问题，它们认为文学语言能够精确地传达作者的体验与感受，但文学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它必须经过艺术技巧处理，只有这种具有阻拒性、扭曲性的“陌生化”语言才能引起读者的新奇感和注意力，读者仅凭着对语言本身的体验与分析就可以形成对现实世界的重新认识。所以，文本批评就是对语言形式陌生化程度的批评，就是对造成文本与现实保持必然距离的各种创作技巧的分析。以此为基准，俄国形式主义发展出了一套理论体系：文学本质就是文学性，是内容消失在形式之中的语言结构；文学创作就是设置程序，并实现材料的陌生化；文学作品就是经过变形手法处理后具有独特语言、独特结构的语言体系；文学鉴赏追求体验性和再创造性，而文学批评则是立足于语言学方法的科学操作；至于文学发展从根本而言则是形式因素重组后的一种新的发现，与内容没有必然联系。正如什克洛夫斯基所言：“新的形式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表达一种新的内容，而是为了代替已经失去审美特点的旧形式。”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