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后殖民主义是继后现代主义的国际性讨论之后在西方文化界和文学理论界为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热门话题。由于后殖民理论涉及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殖民化”问题，故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和理论界的关注。本文在对后殖民理论进行总体把握的基础上，分别对赛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这三位代表人物的后殖民理论作了比较和批判性研究，最后对中国文化的“非殖民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 后殖民 东方主义 非殖民化 在当前的中国学术界和文学理论批评界，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诸如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儒学（post-Confucianism）、后知识分子（posst-intellectuals）、后国学、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以及后殖民主义（ postcolonialsim）[①]等所谓的“后学”（postisms，赵毅衡语）[②]论题广为人们所谈论甚至争论，社会、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文学批评家以及其他对近期西方理论思潮颇为关注的人们都试图涉猎某种“后学”，或者出于标新立异之目的，或者为了自己扬名。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这类带“后”字的术语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学术期刊或文学杂志上，令普通读者和明显带有传统的人文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感到极大的困惑。另一些人则以期待的心情关注着：在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讨论日趋终结的今天，当代西方文化界和文论界还会出现什么样的景观？原先处于边缘地带的一些非主流话语力量，如女权主义、少数族话语、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批评等能否继续其“非边缘化”和“步入中心”的策略？这一切都促使我们去思考并从纷纭复杂的各种表象中寻觅出带有本质特征和理论争鸣意义的问题。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学者们经常在讨论这些论题时，尤其是就后殖民主义问题展开争论时，并不参照或引证西方公认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和霍米·巴巴等人的原著，更不用说以深刻的理论剖析和批判性的洞见在同一理论层次上介入国际性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争鸣了[③]。自然，这种对后殖民理论的误解或误读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抨击和批评，尽管这些尝试确实也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之下产生了一些不同于西方语境下的后殖民主义的变体。实际上，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在时间上二者有过一段重迭和交织时期，尤其在后现代主义论争进入高潮时，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实际上被掩盖了。这二者相接近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它们都以后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解构策略为其理论基础，但后殖民主义一般包括两个不同的概念：后殖民理论思潮和后殖民地文学。前者指当今一些西方理论家对殖民地写作／话语的研究，它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有着不少一脉相承之处，是批评家通常使用的一种理论学术话语；后者则指原先的欧洲（主要是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属下的殖民地诸国的文学，以区别其与“主流文学”之不同。前者更为确切地说应当被称作“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 theory），它专指“对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上、政治上以及历史上不同于其旧有的殖民地的差别（也包括种族之间的差别）的十分复杂的一种理论研究”[④]。甚至在这些后殖民地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因此本文在论述中国当代文化中的“非殖民化”问题之前，首先得对后殖民理论的代表人物以及其主要观点作一重新思考。 后殖民理论重新思考 既然后殖民主义继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争鸣之后迅速流行起来，并且直接与第三世界批评密切相关，那么我首先就要对诸位后殖民理论家基于自己的东方或第三世界背景建构出来的理论观点作一总体评述。毫无疑问，后殖民主义这一术语出自英语，由于它“变化得如此之快而且包括了如此之多的不同观点和立场，因此它只能被当作是一个集体名词的单数”[⑤]也就是说，在描述后殖民主义的状况时，我们也应当持一种真正的多元态度，因而它的涵义也就自然而然地容易引起争议并显得具有不确定性。后殖民理论“包括关于各种经历的讨论：迁徙，奴役，压迫，抵抗，表现，差异，种族，性别，地方，以及对诸如历史、哲学和语言学等欧洲帝国的颇有影响的主流话语的反应，还包括所有这些东西可赖以产生的说话和写作的基本经历。这些东西中没有一样“从本质上说来”是后殖民的，但它们结合到一起便形成了这个领域的复杂结构”[⑥]。此外，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其本身研究视角和批评方法上的差异。根据当今一些西方学者的考察，后殖民理论并没有一个大致相同的批评方法，而是“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由于其与另一些批评理论方法之关系密切故很难将其予以区别”[⑦]。例如，考察后殖民地国家妇女文学的学者就常常将其归为女权主义的政治学研究；而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者则将其与这些国家的“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倾向相关联。总之，正如有些学者所概括的，“后殖民理论批评本身的方法也可以划分为解构主义的，女权主义的，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等等”[⑧]。作为一个理论批评术语，它的意义由于其模棱两可性而同时受到来自西方主流批评界和东方或第三世界批评家的攻击。按照某些西方学者的看法，后殖民主义实际上是“理论批评策略的一个集合体，人们以此来考察欧洲帝国的前殖民地的文化、文学、政治和历史以及其与欧洲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⑨]。这样看来，对于东方或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后殖民理论便成了对欧洲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以及其与前殖民地在文化、政治和历史方面的差别的极为复杂的研究。而且很明显的一点就是，它反映了来自西方帝国内部和外部的一个由来已久的“非领地化”（deterritorialization）过程。正如德勒滋（Deleuze）和佳塔里（Guattari）在描述一种反俄狄浦斯式（非中心化）的过程时所表明的，“……非领地化的过程在这里便走出中心朝向边缘，也就是说，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运动，这一尝试并不会构成一个独立的世界，而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机器的基本要素。然而，需要补充的是，中心本身就具有自己尚未发展起来的有序的飞地，自己的保护区和作为内部边缘的聚居区”[⑩]。因此，西方学术界那些鼓吹后殖民理论的人实际上在试图从帝国的内部来削弱其霸权。尽管后殖民理论确实也涉及了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反殖、反霸斗争，但实际上它与真正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所发起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并无多少直接的关系。这样看来，后殖民理论也就成了西方批评话语的一个产物，它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文化语境，尽管中国学者对于自五四以来的所谓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殖民化”过程忧虑重重，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新文化和文学正是从那时开始的，因而清算其殖民化过程也就应当从那时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