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三十年代初，胡秋原和苏汶等先后发表文章，标榜“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文艺观点，引起左翼作家与他们的论争。左翼作家在论争中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张闻天著文予以反驳矫正，从而使左翼作家的论争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过去的文学史几乎千篇一律地将这次论争定为敌我矛盾。本文在研读大量原始史料的基础上，对此次论争经过进行了详述和再评价，并得出了“自由人”和“第三种人”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结论。 [关键词]自由人 第三种人 普罗文学 在三十年代初的文艺论争中，关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可说是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论争。自1932年初拉开论争的帷幕，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延续了数年。对于这次论争似乎已成定论了，但当我们以新的眼光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却发现过去对这次论争的评价具有严重的偏颇，需要进行再认识再评价。 一 1931年12月25日出版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登载了社评《真理之檄》和胡秋原的《阿狗文艺论》。《真理之檄》宣称他们是“自由的智识阶级”，“要继续完成‘五四’之遗业，以新的科学的方法，彻底清算，再批判封建意识形态之残骸与变种”。胡秋原的《阿狗文艺论》着重强调的是文艺的自由和艺术的价值，如他说：“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艺术家虽然不是神圣，然而也决不是叭儿狗。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是既反对了民族主义文学，又反对了普罗文学的，因为二者都是要求功利的艺术。 对上述两文首先作出反响的是发表在《中国与世界》第7 期上的谭四海的《“自由智识阶级”的“文化”理论》和发表在1932年1月18 日《文艺新闻》45期上的“代表言论”《请脱弃“五四”的衣衫》。前者指出：“‘逍遥自在的书生’们打起好好的反民族主义文学，反法西斯文化的旗帜，都因他们的‘自由智识’，想在严阵激战之中，找第三个‘安身地’，结果是‘为虎作伥’！”后者认为，已没有“五四”未竟之“遗业”。这两篇文章的反响尚是微弱的。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并没有引起左翼作家的高度重视。 1932年4月20出版的《文化评论》第4期上，又同时登载了胡秋原的《是谁为虎作伥！》、《文化运动问题》、《勿侵略文艺》三篇文章。其中《勿侵略文艺》最有代表性。此文反复说：“我并不想站在政治立场赞否民族文艺与普罗文艺，因为我是一个於政治外行的人。”“但是我并不能主张只准某种艺术存在而排斥其他艺术，因为我是一个自由人。”“……但也不主张只准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文章最后喊出“不准侵略文艺！” 《勿侵略文艺》发表1月后，瞿秋白于《文艺新闻》第56期上， 发表了《“自由人”的文化运动》一文予以论争。瞿秋白尖锐地指出，胡秋原“客观上是帮助统治阶级——用‘大家不准侵略文艺’的假面具，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他进而批判道：“而胡先生的‘不准侵略文艺’的口号，恰好是要求一个不大不小的‘并存的自由’。这真是自由主义的自由人了！而‘自由人’的立场，‘智识阶级的特殊使命论’的立场，正是‘五四’的衣衫，‘五四’的皮，‘五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遗毒。”此篇文章可以说是左翼作家向“自由人”发起正式攻击的第一篇檄文。 胡秋原于《读书杂志》2卷1期上，又发表了《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副题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拥护》。胡氏这篇文章的前面部分“清算”了钱杏邨文学批评中的“理论混乱，观念论的，主观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小儿病的空谈的，非真实批评的成分”，当然也存在谬误，他所“拥护”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只是普列汉诺夫的并非完全正确的文艺理论。此文发表不久，冯雪峰即于《文艺新闻》58期上发表了署名“洛扬”的公开信《‘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这封公开信措词激烈，咄咄逼人，一方面承认钱杏邨的文学批评是有严重错误的，一方面又指责“敌人”胡秋原以批判钱杏邨为名，而行进攻普罗文学之实，过去假借反对民族主义的名义而进攻普罗革命文学是暗的，现在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借清算钱杏邨的错误为名，进攻普罗革命文学是公开的，“这真正显露了一切托洛斯基派和社会民主主义派的真面目！”公开信还敦请《文艺新闻》的编者“注意胡秋原的狡猾！”这封公开信今天看来，是有着明显的“左”的倾向的。 就在瞿秋白、冯雪峰与“自由人”胡秋原展开论争的时候，半路里又杀出个“程咬金”——苏汶。他在1932年7月1日《现代》1卷3期上，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这篇文章以俏皮的语言，讥刺的手法，对左翼文坛进行了攻击，说左翼文坛不要真理，“只看目前的需要”，不要理论，只要策略；不要文艺，只要革命。他还捏造出真理与需要、理论与行动、文艺与革命对立的怪论，然后再按到左翼文坛上，并多用反语，嘻笑怒骂。他还正面攻击左翼文坛主张文学的阶级性是将文学这一“纯洁的处女”变成“人尽可夫的卖淫妇”，“于是资产阶级想占有她，无产阶级也想占有她”。他声称自己这一类“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者们”是对立着的“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之外的“第三种人”，目前最吃苦，只好搁笔，沉默，充愚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