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的易读性要素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文然,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魏海岩,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助教。(辽宁 沈阳 110036)

原文出处:
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文学作品的易读性研究是传播学中关于易读性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受众对于信息接受的研究越来越为传播学与文学学界所重视。而作为最具有大众传播特点的文学作品,其易读性是其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本文力图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易读性要素的分析,来总结诸多易读性要素对文学作品受众的意义。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6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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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291(2006)03—0082—04

      易读性译自英文readability。最初的定义是“由写作方式导致的了解或理解的难易程度。”[1] (P129)

      通过多年的研究,我们总结中外学者的观点,认识到影响理解文学作品接受的难易程度包括以下诸多要素:句子长度、插图、标点符号、文体四大要素。以下本文从此四大要素对文学作品的易读性作一个详细的分析。

      一、句子长度与文学作品易读性的相互关系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句子在主语、谓语、宾语俱全的前提之下,增加定语、状语、补语会提高作者表情达意的严密性。但是,这种长句对于阅读者来说,却是一种不小的挑战。这要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加大记忆的投入,尽量保持长句在大脑记忆中的完整性,同时还要努力提炼出句子的主干,不要为修饰语所干扰。如果读者稍不留神,就可能因为过多信息的同时输入而忘记逻辑顺序,或者只记住当前信息而忘却前面的信息,无法形成整体印象。因此,很多传播学者都将句子长度,作为衡量文章难度的标准。格雷(Gray)和利里(Leary)于1935年出版的《哪些因素使书好读》(What Makes a Book Readable)一书中就指出句子平均长度愈大,易读性愈强,反之愈弱。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易读性实验室研究员鲁道夫·弗雷奇,还以句子长度、字的长度和人称词为变量,研究出更具操作性的易读性测量公式。

      当然,对于哲学著作或科技论文而言,这种长句子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些学科本身具有严谨性的特点和要求。但是,对于作为休闲娱乐工具的文学书籍来说,这种严密的造句形式不仅没有必要,还会阻碍大众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因此,随着文学逐渐由高雅走向通俗,文学作品的句子长度变得越来越短小。学者舍曼(Sherman,1888)通过统计就发现从英国诗人乔叟到美国诗人爱默森的各个时代,作者句子的平均长度在逐渐变短。接下来,尼尔森与拉索莎通过对1740年—1979年240本小说的研究发现,近代小说的句子长度变化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我国由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时间比较短暂,这一规律还不够明显,但是随着大众文学的日益普及,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文学作品的句子长度逐渐缩短也应该成为必然的趋势。

      二、插图与文学作品易读性的相互关系

      巴甫洛夫的两个信号系统学说认为“发展着的动物界在达到人类的阶段时,就获得了一个对于神经活动的机制的特殊附加物。对于动物来说,差不多只有直接达到视觉、听觉以及机体的其他感受器的特殊细胞的刺激和这些刺激在大脑两半球内所留下的痕迹,才对现实起着信号的作用。这就是我们自己也具有的那些从一般自然环境和我们的社会环境所得出的印象、感觉和表象,只有听到的和看见的词例外。这一现实的第一信号系统,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但是词却组成了我们所特有的现实的第二信号系统,这是第一信号的信号。词所产生的许多刺激作用,一方面使我们超脱现实,因此,我们应当经常记住这一点,以免歪曲了我们和现实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就是词使我们变成了人。”[2] (P93—94)

      这一学说启示我们,阅读所面对的是抽象的文字符号系统,是我们人类后天习得的能力,需要借助后天的培训教育才可以掌握。而与文字相对的对现实信息进行复制的图画,它更接近于原生态的客观事物,有着直观形象的特点,不需要复杂的解码和演绎,不需要借助后天的教育就可以理解其中的含义,应该说更接近于人的第一信号系统。因此,图画相对于文字更容易为信息接受者所理解。1893年,享有盛誉的美国《民族》杂志的编辑就曾宣称,照片主要适应儿童的趣味,刊登照片会降低一份好报纸的尊严。他的话虽旨在反对图片,但恰恰证明照片(图画)对于欣赏者的理解能力要求不是很高,理解相对容易,相对迅速。当文学作品中出现适量的、编辑合理的插图的时候,它的易读性就自然获得了提升。

      文学作品中使用插图的现象出现于手书时代,公元前58年,罗马就有一部载有七百名希腊和罗马著名人物画像的插图书问世。但是,最初的书籍是用羊皮或者莎草纸制成的,前者价格昂贵,后者容易破碎,不可能形成插图书籍的流行。中国最初的书写材料是竹木简,更不适于作画,所以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布帛。早期插图书籍的雏形是1942年在中国的一座古墓中发现的距今两千多年的以布帛为书写材料的《缯书》。但是由于布帛昂贵,许多篇幅较长的文献书籍不能如此奢侈。因此,古人多采用简书写字,帛书绘图,附于书后的方式。《汉书·艺文志》所收兵书790篇,正文采用简书,后面的帛书附图达43卷之多。

      公元105年,东汉蔡伦发明(一说改进)了造纸术,纸张成为廉价而且适宜书写绘画的材料。甚至出现了以图为主,辅以文字的“奢侈”文献。比如汉代的《三辅黄图》、《尚书图》、《列女图》、《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西晋时期还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域图》(现已佚失)。公元751年,中国战俘在萨马尔罕创办了一家造纸厂,从此,造纸术开始由中国走向世界。由于纸张相对于羊皮纸来说,价格便宜,更加适于绘制图片,因此一出现,就导致了带有插图的书籍的大面积流行。特别是印刷术出现以后,大批量的带有插图的文学作品逐渐成为书籍市场的主流。

      三、标点符号与文学作品易读性的相互关系

      标点符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标点符号是指约定俗成的,有别于文字的书写符号,比如句号,分号等。广义是指起标点符号作用的技术手段,如分段词与词之间的空隙,以及改变字体等。不论狭义还是广义的标点符号都是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手段,是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具有帮助读者理解文本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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