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我们的文学、文化事业的整体格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起着其他文学批评难以替代的独特作用。那么，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境况究竟如何呢？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相关思考与探究：第一，对文学批评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现状的基本判断；第二，导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陷入困境的主要根源；第三，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现状、创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主要思路与可能路径。尽管这种思考与探索只是初步性、尝试性、探索性的，但希望抛砖引玉，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与重视。 一 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将新中国成立至2009年的文学批评分为前后两个30年。从文学批评格局看，如果说前30年的文学批评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是文学批评，两者是等同的，那么后30年即改革开放30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整个批评格局中的位置就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文学批评经历了从“一”到“多”的历史性变革。尽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文学批评这个大家族中最重要的成员，但它毕竟只是其中的一员，还有诸如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等等。第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思想理论来源也经历了从“一”到“多”的历史性变革。如果将前30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称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其思想理论主要来源于俄苏文论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那么后30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除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之外，还有异彩纷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或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其思想理论主要来源于欧美文论。限于篇幅，本文将论题限定在后30年这一历史时期。 在对后30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状作出基本判断之前，有必要对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整体状况作出客观描述与勾勒，尽管这种描述与勾勒可能还相当粗略。白烨在《文学批评的新境遇新挑战》一文中指出：“概要地考察批评的变化与现状，可以说当下的文学批评显然是在不断发展和逐步分化的，甚至也有一分为三的趋势，这就是以传统形态的批评家为主体的专业批评，以媒体业者及媒体文章为主角的媒体批评，以网络作者尤其是博客文章为主干的网络批评。这样三种类型批评的共存与共竞，构成了当今文学与文化批评的基本态势，以各自的方式与特色支撑着新格局并影响着受众。”[1](P8)这说明，当下的文学批评确实发生了诸多令人惊异的变化，需要我们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我们将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这一维度来审视后30年的文学批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文学批评确实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学、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但是，也确实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批评乱象，诸如“帽子批评”、“棍子批评”、“红包批评”、“友情批评”、“酷评”，等等。如果说前30年的文学批评蜕变的主要形式表现为一种动辄就上纲上线的政治审判，那么后30年的文学批评蜕变的主要形式则表现为一种处心积虑的商业秀，一种挖空心思的炒作风，一种无需细读作品就以“伟大”、“新高度”等超级语汇自由命名的文字游戏，等等。凡此种种表明，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丧失了自身应具有的主体意识、批评个性以及人文情怀等，庸俗化、商业化、时尚化、娱乐化、友情化等现象在文学批评领域表现得十分突出，这些问题已严重影响了文学批评功能的发挥与批评价值的实现，严重损害了文学批评自身的形象，背离了真正的文学批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真正有思想、有见地、有分量、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尚不多见，在热热闹闹、风风光光的繁荣表象背后，实际掩盖的是文学批评的无力与虚弱，这是文学批评的真正困境与难以言说的尴尬。 与其他批评流派相比，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又处于何种境况？我们的基本判断如下： 第一，大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至1984年这一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辉煌岁月，对文学理论的建设与文学创作的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通过对“现实主义”、“莎士比亚化”、“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等经典作家批评理论的阐发，基本肃清了极左文艺观念、文艺政策等在批评领域的恶劣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本来面目。此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诸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也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第二，1985年之后，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后殖民等各种新潮批评景象涌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被视为“僵化”、“过时”的批评方法不再受人“青睐”，从而形成了其他批评流派的“热”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冷”这一强烈反差。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独语”到中后期的“失语”这样一个发展态势。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后期的“失语”并不意味着它在文学批评领域无声无息，而是说在其他批评理论的众声喧哗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声音过于微弱，这与它自身的批评担当极不相称。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研究阵营看，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实践之间也存在着强烈反差。这种反差主要表现为理论研究的“炙热”与批评实践的“冰冷”。具体而言，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值得称道的理论成果，但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方面鲜有引人注目的成果。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整理与分析，我们还发现：30年来，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比较而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研究十分薄弱。如果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分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批评理论，以列宁等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三个方面，那么前两者的“冰冷”与后者的“炙热”也形成了强烈反差。令人高兴的是，最近一段时期，国内一些学者已在努力改变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这种状况，加强了对经典作家文学批评理论文本的细读，通过重新思考与诠释经典作家的文学批评理论，继而构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 值得深思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与文学格局中真的就过时了吗？真的难以适用于当今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而应被抛弃吗？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和文学批评实践处于某种疏离乃至对立之中，构成了本不应有的某种悖论。这种对立与悖论具体体现为：一方面，如萨特所论：“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2](P28)从在世纪之交千年思想家的评选中，马克思位居榜首；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大背景下，西方世界出现“马克思热”等方面，可以感知到马克思的思想对人类社会各个领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正如萨米尔·阿明所说：“抛弃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今天的时尚。为了方便这种抛弃，人们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苏联的表现样式，然后指责它犯有‘解释的滥杀’。所谓‘解释的滥杀’，是指这样一种在决定论框架内解释现实的倾向，该决定论框架使得每一事件不仅能够被解释，而且是资本主义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或许应该受到这种指责。但以此来衡量马克思本人，也对他进行指责，那显然是不公平的。”[3](P122)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观念、文学理论认知层面的“不可超越性”与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事实上的“被抛性”形成了某种对立与悖论，导致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困境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