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98(2003)06-OO44-04 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呈现出既相互联系又互相冲突的复杂的关系。二者的相似性显而易见：它们都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激进的社会运动产生；共同的对立面是西方传统的社会、文化等级制度，前者致力于颠覆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传统，后者对抗菲勒斯中心主义。 一、对“女性”主体的重新审视 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前提就已经开始质疑主体是否可能存在，在消解主体化的同时，后现代主义也致力于消解性别、种族、阶级之间的界限，而女性主义理论正是建立在性别对立的基础之上，故而“主体之争”成为近年来一直制约女性主义发展的一个中心议题。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界定女性主体(Woman Subject)这一概念。 从第一部女权主义专著《女权辩护》到《一间自己的房间》，所讨论的是被传统忽略和压制的没有主体资格的妇女。伍尔芙的“双性同体”观是女性作家第一次突破传统性别对峙的局面，试图在历史的缝隙中为女性确立一个主体的位置，但不幸被后继者理解为“中性”的立场，一度成为这位女性文学先驱者的诟病。 20世纪中叶，法国女性主义先驱西蒙·波芙娃在《第二性》中，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逐步形成的。”波芙娃为女性的概念增加了新的内涵，注意到性别中蕴涵的社会、文化层面的意义，使社会意义上的性别(Gender)与生理意义上的性别(Sex)有了区分。波芙娃认为，女人一直作为男人的“他者”被建构，被降格为男人的客体而存在，她自身主体性的权益被否定，女人经常扮演着父权制为她们规定的角色。这一建立在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女性”主体理论，拒绝了本质主义的观念，以社会形成的分析取代了生理决定论，这一突破使得《第二性》成为女性主义理论中划时代的著作。 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激进的“女性优越论”观点，过于强调两性的生理差异，认为女性在生理方面优于男性，这种观点又回到了本质主义，不过是将两性位置进行倒置，格里尔的《女太监》即是一部这样的作品。70年代的女性主义者致力于发掘女性文学的传统，伊莱恩·肖沃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1977)为文学史上空白的女性写作填补了重要的一章，她认为女性写作出于共同的心理和生理体验，这里的女性主体在生理基础和社会基础之外增加了文化的维度。 80年代，女性主义思潮与后现代思潮在平行发展了20年之后，开始有了更频繁的交流。其背景是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等批评话语众声喧哗，黑人文学、同性恋文学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深受后现代思想浸染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被介绍到美国并广为流行。更多的女性主义者研究并接受了解构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出现了所谓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流派”。她们同法国女性主义提出的女性书写理论相应和，试图超越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冲破了原有的女性概念，“拒绝混淆生物学与文化的界限”，主张“女性本质冲破过去的故事”。[2](P188)露丝·依利格瑞认为女人“多数”、“多元”、“以触觉为优先”的“力比多”使“女性”不能被包覆在菲勒斯中心“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内，它是流动的、不可确定的、包容的。她尝试将语言与女性生理结构联系，建构一种可以外在于父权象征／语言秩序的语法与文法，提出多元性“女人话”。以“女性力比多——多样性欢愉——打破二元对立思维”，对抗“阳具——单一式欢愉——同一性逻辑”。 从西苏和依利格瑞的思想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印迹，在她们看来，“女性”的定义是流动的、不可把握的。也许佳·查·斯皮瓦克对女人的定义能够最好地体现出解构主义的威力，她认为“女人”的定义取决于在各种文本中所使用的“男人”这个词，并拒绝给作为女人的自己勾勒一个独立的定义。[1](P304)她毫不讳言自己受到的解构主义训练，认为能够确立的最多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出于争论需要的定义。这是完全的后现代主义立场，普遍性、任何包含本质意义的概念都毫无例外地被贴上了怀疑的标签。 这种对问题的阐释模式遵循着解构主义的哲学纲领。雅克·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之一就是使“在场”(Presence)和特征变得非神秘化。德里达证实“在场”的观念取决于语言，语言代表同时也阻碍它所代表的事物。“在场”总是难以捉摸，它仅仅在相对的意义上存在，并不是真理的基础，而是由人们试图掌握住的（这只是毫无结果的奢望）由无限的能指替换所产生的幻觉。[2](P333)也就是说，二元对立中，“在场”似乎是固定的，这使本体论的统一得到保证，因为“在场”与另一个固定的术语“缺席”(Absence)相对。而德里达指出这些术语的相互依赖性意味着没有任何一项可以独立存在，二项只是在相对的关系里和从它们所隶属的能指链中获得自己的定义。在语言链中没有任何成员可以得到优先权，产生意义和实质性效果的基础是替换的游戏。这样，解构的任务便不是颠倒二元对立项，而是质疑对立的概念和对立所依赖的特征的概念。 另一位对女性主义理论影响较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是米歇尔·福柯，福柯主张并没有一个自给自足、作为意义派生源头的“主体”，“主体”是通过话语建构的，建构在权力关系网络中进行，主体作为权力话语冲突的结果而出现。当它不再对任何权力工具有用的时候，就会消亡。这个主体是大写的“主体”，作为知识的起源和基础的主体，自由的主体、语言和历史的主体已经死亡。福柯眼中的主体不是完整的，而是分裂的；不是自主的，而是有依赖性的；不是一个绝对起源，而是一种不断被修正的功能。[2](P61) 按照解构主义的推理，我们看到“女性”概念的界定取决于它所被讨论的语境，而不取决于生理器官或社会经验。女性主体这次所经历的修正如此的剧烈，以至于严重地动摇了传统女性主义的根基。由此所引发的争论也分外的激烈，不少女性主义者对此持怀疑态度，甚至竖起了反对后现代主义的旗帜。有人指出“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不可能性”，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既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又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3](P138)也有人这样批评后现代主义：“为什么正当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开始为自己命名的时刻（过去我们一直沉默），正当我们起来作历史的主体而非客体的时刻，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偏偏受到了质疑？”[4](P45-46)后现代主义对发展中的女性主义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在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经历了诸多磨难刚刚获得主体权利地位之时，却被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轻而易举地抹去了主体的位置，失去了女性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点——性别主体。这不能不让人升起抵抗“阴谋”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