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9)05-0001-11 新文学研究至今已逾百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其间，随着时世迁移，学科、学术发展日见突显，话语体系建设也取得不少进展；但由于种种原因，真正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目前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文学研究的创新性问题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致使文学研究面临各种困局。这与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化的软实力，以及国家战略发展对于新时代的要求很不相称。文学研究应树立创新性标识，更加重视开放性、自主性、深刻性，尤其是要强调充满个性生命活力的创造性研究。 一、当前文学研究面临瓶颈问题 一般意义上说，百年新文学研究不论在数量、质量、理念与方法上，都值得称道，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研究的整体风貌与深化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不过，以更高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和美学相结合的标准要求，当前的文学研究还有这样和那样的不足，甚至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瓶颈问题。这严重影响文学研究的创新性发展，也制约着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 一是选题的高度类同化甚至重复现象较为严重。学术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问题意识有所增强，问题域比较集中，一些显学纷纷涌现。就文学研究而言，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成为研究重镇，特别是鲁迅研究最为突出，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这当然反映了文学研究的水平与高度，但也表明研究过于集中以及类同化和重复现象严重，以至于再向前推进就变得相当困难。与之相关，“鲁、郭、茅、巴、老、曹”之外的许多作家作品得不到重视和研究，即使有所发现和突破也多被鲁迅等六大家的研究遮蔽，甚至受到鲁迅研究思维定式的限制。可以说，在以鲁迅为代表的研究面前，学者面临选题的困惑，人们很难走出固定模式和思维定式，相似性和重复性较为突出，饱和状态让研究者很难有新的发现。洪亮对1984至2012年中国现代文学博士论文题目做过研究，“发现有的论文题目似曾相识，频繁露脸”，这在周作人研究中亦有表现。如2006年有一论文题目是《周作人文学思想研究》，五年后又出现同一题目。关于周作人的翻译研究，2000年的《周作人文学翻译研究》和2007年的《周作人的文学翻译研究》只差一个“的”字，几乎完全相同。①“现代性”研究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全新概念，它确实有助于新文学研究的开拓发展；然而，在思想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研究的推进中，更多选题相似、重叠，缺乏新意。还有文学的四大文体，研究者多聚集在小说、诗歌、戏剧领域，从而形成“担夫争道，争过独木桥”的现象；但对散文却整体上忽略了。当学者不约而同地研究极易重复的小说、诗歌问题，而对颇有价值的散文熟视无睹和置若罔闻，类同化甚至重复性研究也就在所难免。另一情况是笔谈文章成风，跟风式研究成势。如大家都有研究，笔谈也是很有意义的；但事实上，许多笔谈参与者未必有个人研究心得，往往只是“跟着说”，说那些无关痛痒的常识，结果导致另一种研究的重复和浪费。有人指出，目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有重复现象。②那么，只有百余年历史的新文学，其研究的类同化和重复情况就更可想而知。应该说，选题的普遍类同化和大量重复，势必导致跟风式研究和人云亦云，有个性的独特研究较为缺乏，文学研究的创新性也就变得非常困难。 二是复制、拼贴甚至抄袭性研究成风。“拿来主义”、网络技术、学术体制漏洞以及道德人文精神弱化等，都成为文学乃至学术研究不正之风的成因。大量阅读较差的外国理论译本，导致包括不少名人在内的文学研究存在简单借用甚至抄袭的情况；网络技术的复制、拼贴等使不少人简单将他人成果变为己有；学术规范的不严格和抄袭的低成本甚至无成本，使不少抄袭者变得大胆妄为、毫无顾忌、理由多多；学者道德意识和人文精神的走低，使其只将学术视为晋升阶梯甚至变为敲门砖。这从频发的著名学者抄袭风波中，可见当前文学乃至学术研究的创新有多难。当抄袭不被看成可耻行为，而变成潜规则的学术捷径，不要说这些违规者不可能创新，就是那些被抄袭的创新者也会放慢脚步。有人指出：“当下本科毕业论文东拼西凑、抄袭成风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导致的质量问题已成为高校日益焦虑和热议的话题。”③硕士论文抄袭也不例外，这在各大学包括一些名校中并不少见。④有学者不断批评博士论文的抄袭，其严重性可以想见。论文抄袭除直接可见的明目张胆，还有一种“脱水”式的抄袭，即将理论、观点、方法揉进变化、调整的语言与分析中，这就变得较难分辨和确定。还有些著名学者也被不断指摘涉嫌抄袭，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和震动。当然，“抄袭”是一个复杂问题，它需要专家进行研究和论证；但文学研究深受“抄袭门”之扰，并深度影响和制约着创新，这是令人担忧的。更重要的是，对于“抄袭”的批评与反批评、指责与反指责，所形成的学术生态混乱，更直接影响创新性研究的推进。 三是欧化、西化以及形式主义的研究令人头痛。文学研究大胆向西方学习，是非常必要也是必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搬用、套用、征用各种概念，陷入逻辑的方阵不能自拔，尤其不能将西方视为天然的正确性加以追捧。今天的学位论文普遍存在这样的局限：简单的概念套用，不论撰写什么论文，都在文中罗列一大堆古今中外尤其是西方理论，这就形成理论与文章两张皮的现象，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论文写法。一般学者文章也往往大段引用他人观点证明自己，而唯独没有己见，以至于让自己的头脑成为别人的跑马场。如将一些学者的文章引文抽离，整个文章内容恐怕所剩不多，这是一种典型的八股文僵化式研究。当然，如文章属于考证或以资料取胜，引证当然必不可少，有时甚至需要以多证作支撑；但更多文学研究是需要思想、智慧、灵感的，而这种大面积的引证就会将研究文章写“死”。还有一种在生硬、冰冷、僵化的理性思辨中写论文，作者没感情色彩、板着面孔、依套路而行，文章不忍卒读甚至令人生厌。其中，逻辑性强的欧化句子，虽不是中国话，好在它还有严密的结构和千回百转之势；无逻辑或非逻辑的论文就非常麻烦，它像东倒西歪的牙齿对不准也无法咀嚼，有时还像夹生饭或饭里掺了砂粒，这种文风不仅大量存在于硕博论文，在著名学者中也不乏其例。仿佛是将人带入迷宫，不少论文读起来苦不堪言。如有深刻见解，读这样的论文还不枉费心力；许多论文是用艰深晦涩的语言，表达人们都知道的常识。应该说，学术论文一定是以学理见长的，但它需要明晰，也需要智慧和创造，还需要文学性与美感，这对文学论文来说尤应如此；然而，当下太多的文学研究是一种典型的套路写作，其中没有活力甚至于面目可憎，不要说读者就是作者本人在文章发表后也不愿再读。这是当前文学研究越走越远甚至出现严重异化的重要原因。张江指出：“脱离了文学经验和实践，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论无法提出科学的审美标准、指明文学理论生成和丰富的方向，更无法指导文学的创作和生产。这不仅是精神分析文论的重大缺陷，而且是西方当代文论诸多学派的通病。”他还指出格雷马斯用符号矩阵分析中国小说《聊斋志异》的局限，认为这个矩阵分析抽象而生涩，无审美鉴赏力，完全失去文学批评的意义。⑤很显然，如果等而下之套用、搬用、征用各种理论研究文学，其结果更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