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产生不出巨人的时代，往往是一个对巨人充满敌意和恐惧之感的时代，因为，巨人是一面镜子，是一个尺度，他的存在固然可以成为引领人前行的积极力量，但也通过比照，彰显着一些人精神上的残缺和人格上的病态，带给他们的是横竖左右的不自在。这样，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衰颓之雾遍被华林的世纪末，会有那么多人义无返顾地加入到否定鲁迅的行列中。而新近登场的这一位，则是澳大利亚的话语刀客、“口水”批评家朱大可先生。 朱大可的名字，人们并不陌生，两年前，这位“国际主义战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同中国的一帮话语刀客一起搞了一本对十位中国作家声罪致讨的《十作家批判书》，“一脸坏笑”地在中国文坛上亮了一次相，给中国的读者赠送了一支印有"Austrilia"字样的“文化口红”，搞得几个中国的“刀客功”的痴迷者，也“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无奈，“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的“细小命运”，注定是久长不了的，因此，它虽然成功地绑架了不少读者的想象力，有效地扰乱了一些圈内人士的判断力，终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终于成了把聋子治成哑巴的“话语手术”事故。 其实早在《十作家批评书》中，朱大可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恶意攻击鲁迅的事业，他说，“……二十年以后，鲁迅竟变成了冷酷的话语杀手，‘横眉冷对’着他所蔑视的世界，沉浸于世俗的诸多仇恨（党争、门派之争及私生活之争）之中。他的后期杂文（通常被认为是‘散文’的一种）成为中国文化上‘仇恨话语’的极端代表，混和着反讽、刻毒的隐喻和尖酸的嘲笑。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人能够像鲁迅那样，对‘千夫’进行广泛而有效的话语杀戮，并在其身后制造了无数个‘冤狱’。这正是他获得毛泽东赞赏的主要原因。在一个‘仇恨入心要发芽’的革命年代，鲁迅是话语战争中最伟大的‘旗手’和‘主将’”。（注：朱大可等：《十作家批判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6-57页。） 此后不久，人们就从网上，从著名的《书屋》杂志上，读到了他的题为《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的奇妙文章（注：见《书屋》2001年第五期，以下引文凡引自此文者，不再注明。）。这篇文章的每一个缝隙，都弥漫着谣诼与诬蔑混和而成的气味，氤氲着挖苦和冷嘲构成的阴险毒雾，透过这些缝隙，你会看到面部表情狞厉而古怪的话语刀客，把用“情欲”、“性感”、“风骚”、“仇恨”、“劣质”、“欺诈”和“殖民地”等材料调制的外国口水，疯狂地吐到鲁迅的名字上，其情形有如一只蜻蜓向一架光荣退役的战斗机发起进攻，虽然显得勇敢而且无所畏惧，但是，让人可怜它的渺小和无力。 一般说来，话语刀客的“口水”批评与正常的批评的最大的不同，在于正常的批评是人的批评，就是说，它把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当作人，把批评理解为人与人的精神沟通和心灵对话，既尊重对方，也尊重自己，而且，因为批评者需要别人的理解和认同，因而，也就怀了一颗富有同情的心，先来理解别人。话语刀客的批评就不同了：他把批评变成诅咒，变成审判，把一切都变成冷冰冰的“话语”，他所批评的人，因而也就不再是一个有个性、有忧伤、有爱憎的复杂的生命体，而是一个符号，一个工具，一种手段，借助它，话语刀客便可以创造出“令人难以思量的精神奇迹”，“后资讯时代”的“放荡”和“风骚”，才得以表现出来。 话语刀客是喜欢谈“肉感”的。他们讨厌羞答答的遮掩和文绉绉的表达。他们更愿意让自己的文字赤身裸体地在白纸上狂舞。他们的笔下频繁出现的是“情欲”、“性感”、“风骚”、“放荡”、“风情”、“爱欲”、“爱语”及“阳痿”之类的具有肉感性质的词汇。在灵与肉之间，话语刀客更感兴趣的显然是后者。他们不惜学习流言家的手段和长舌妇的做派，虚构出一个被温香软语缭绕着的“情欲”场景和“风情”故事。所以，虽然“中年鲁迅”对“迷人的殖民地情欲”，“表现出来罕见的冷漠”，但这不是问题，这正好为朱大可提供了“惊骇地发现”的巨大的想象空间。他“仔细探究”，却从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中，“找不到任何生命激情的迹象”（注：无独有偶，有一个叫老侠的“刀客”，在同王朔对话的时候，也曾就这一点嘲笑鲁迅：“……《两地书》怎么读，也读不出他俩是情人、夫妻，而一直是导师与学生之间的口吻。这太可怕，从文坛上当导师当到了家里的床上。”（王朔，老侠：《美人赠我蒙汗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99页）），而话语刀客“探究”到的秘密是“鲁迅最欣赏的女人，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她的被杀令鲁迅心如刀刻。他的一篇《记念刘和珍君》，写得悲痛欲绝，犹如寒夜里一声凄厉的狂哭。”纯洁的师生感情，对被杀者的“记念”，对杀人者的“出离的愤怒”，都被话语刀客用“欣赏”这样一个含混的词置换成了暖昧的“爱欲”表达，对黑暗和暴政的愤怒抗议，被置换成了基于一己私情的“凄厉的狂哭”。这正应了《记念刘和珍君》中的那段著名的文字：“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算不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尽管鲁迅说过，他从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但他未必会想到，“流言家”的种子竟会如此绵延不绝，竟会下作到如此地步，竟会从死亡和鲜血中，找寻“情欲”的根苗，编织“爱欲”的故事。而被“肉欲”主宰着的话语刀客是不会放过许广平被日本宪兵“剥光全身进行羞辱”这一细节的，虽然她“始终守口如瓶”，但这并不能赢得“话语刀客”的敬意，相反，话语刀客视之为“极其强悍的女人”，而这样的女人，必然是“不谙风情的女人”，鲁迅与这样的女人的书信，也必然会“乏味得像一堆八股文章”。话语刀客在寻找别人的“生活激情的迹象”上，具有猎狗一样灵敏的嗅觉，他终于找到了鲁迅“惟一的情感线索”，这条线索“涉及了东北女子萧红”。遗憾的是这条线索并没有事实的支撑，因此，它也就没有办法满足把“肉感”和“情欲”等同于“内在激情的动力”的“口水”批评家的需要，没法让他利用“这场耐人寻味的‘暗恋’”，“把文学大师推向殖民地情欲的中心，或者说，推向爱欲和爱语这边”，恰恰相反，他要让鲁迅万劫不复地“沉浸于他的‘仇恨话语’和‘暴力话语’的建构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