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9)10-0184-06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一直面对怎样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融通的问题。而此问题的根源在于把两种“马克思主义文论”主观地割裂开来，视为两个对立系统。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要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论”，从理论源头探究所谓两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产生的理论和现实根源，以突破既有藩篱，使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生成有价值的论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以下简称“中马文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以下简称“西马文论”)的对话与汇通，关键在于捕捉到我们时代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的课题，在这个过程中，“中马文论”和“西马文论”的理论资源都将被激活，并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以一种内在生成的方式实现对话与融通。 一、现代性深层的矛盾与对话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本质的抽象概括，也是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现代文明的根本依据；现代性是社会现代化的哲学表达，而现代化就是现代性的铺展和演绎。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化就意味着历史的断裂、观念的颠覆和制度的重构。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都经历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在这个演进过程中，既有先进性和进步性，同时也有不可避免的深层矛盾。“中马文论”与“西马文论”是在两种社会传统和社会形态下凝铸而成的，深受两种文化和文明的影响，现代性深层的矛盾与对话就成为其题中之意。“现代性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视域，也是它们的理论对象，对现代性的理解形成了风格独特的中西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①这实际上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现代性内涵。从现代性维度来讲，“中马文论”与“西马文论”既有共同的理论和思想基础，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具体而言，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生成的思想渊源、现代性意义获得、对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和基本特征的认识，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方案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但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和践行方面存在明显不同，尤其是在接受的时代语境和接受态度，以及对现实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方面表现突出。马克思主义文论有着民族的和历史的普遍共性，但同时也体现出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特殊性。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各自特性，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多样性的体现。一致性是实现两种马克思主义文论对话与融通的基础，差异性要求我们必须同时看到中西两种社会现代性的深层矛盾，即在理论与现实背景、对现实所起的作用、对待现代性的基本态度方面的明显差异。 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场域，也是其批判与反思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思可以说是对现代性发难的始作俑者”②。诚如有学者所言：“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在于它对现代性作出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③中马文论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道路的选择休戚相关。中国现代历史孕育了中马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也以文学理论的方式对这个历史时代的发展与变化作了有效的反思、批判与重构，因此，中国现实、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进程就赋予了中马文论不同于西马文论的现代品性。这种特殊性在对文学基本命题和文学理论功能的认识上均有所表现。 关于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问题。马克思在批评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时说，作者“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④。恩格斯在1885年的一封信中也明确说，作家的思想情感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⑤显然，马克思、恩格斯都主张将现实的指向消融在艺术的自然表达之中。对此，马尔库塞认为，艺术绝对服从现实“这个美学上的绝对命令，是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概念推衍出来的。这个概念，实质上并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构想，而是被纳入另一种僵化的框架之中”⑥。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艺术真实混同于生活真实，这导致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诟病和怀疑。客观而言，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文艺方面的言论，另外出于革命宣传工作的需要，文艺总是与革命现实直接联系起来。对此，李大钊明确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创作的文学。”⑦但是，事实上新派文学就出现了“过于认定小说是宣传某种思想的工具，凭空想象出一些人事来迁就他的本意，目的只是把胸中的话畅畅快快吐出来便了，结果思想上或可说是成功，艺术上实无可取”⑧。这就说明，中国革命早期的文学理想和文学现实是有一定距离的，但后来逐渐走向了完善。在此，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论正是通过文学艺术对现实的深度介入，不断彰显出理论的生命力。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今天仍然能够影响世界文学艺术创作的原因所在。 关于文学理论的功能。就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关注现实这一层面而言，其关注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一种坚持文艺应该以艺术的方式关注现实，另一种强调文艺应该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关注现实。前一种体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后一种更多的是对现实政治的拥抱。譬如李大钊强调，应“视诗人作者为人生之导师，为预言家，为领袖。”⑨对于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关注现实，我们要有辩证的态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开始就是应中国的社会实际命运而生，它绝非一种单纯的文艺理论现象。强调文艺对现实的介入，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富生机的部分，不应以强调文艺自身规律为由，对之进行忽视、漠视、消解甚至否定。”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