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22)03-0005-08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的主要问题式是“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及革命工作)”的关系。胡乔木说：“《讲话》主要有这样两个基本点：一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二是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在这两个基本点上，《讲话》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1]与之联系，学界形成了阐释毛泽东艺术理论的三大主流范式：“大众化”“人民性”和“意识形态论”。但在具体文本和讲话中，毛泽东对这三个概念都是基本不用甚至是有所抵触的。比如“大众化”，《讲话》中毛泽东说“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2]851又“只顾骂人”，[2]865明显有种隔膜感，因为这语气针对的是左翼文艺的“大众化”(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些问题本身就是延安文艺整风的对象)，所以毛泽东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用“服务”“普及”“方向”“打成一片”等理念将“大众化”具体化了；毛泽东事实上也很少使用“大众化”这个概念。其中原因，周扬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1944)中作了分析和说明。而“人民性”，因为与“党性”“阶级性”的理论关系微妙，毛泽东对其也是态度谨慎，不仅自己很少用，而且指示要深入研究。1957年，在批注中宣部关于“不少党内办报的人也提出报纸的党性和人民性应该如何统一?如何理解?”问题汇报时，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值得研究”。①另外，毛泽东直接使用“人民性”只有一次，即1958年在审阅陆定一文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补充写道“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3]以致有人认为“毛泽东没有用过这个概念”。[4]这与以“人民性”阐释毛泽东艺术理论的主流范式形成鲜明对比。至于“意识形态”，毛泽东也很少用，不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非常重要的两个理论文本《新民主主义论》《讲话》用的是“观念形态”，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也很少使用“意识形态”，有限的几次也主要是在谈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思想斗争的时候提及。这与延安时期“意识形态”已经是个成熟且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形成鲜明对比，也与数十年学术界以“意识形态论”研究毛泽东艺术理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②如果再考虑到雷蒙·威廉斯“‘意识形态’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创，但今天仍然被视为它的专有名词”③的一类说法，那就更不可思议了。 因此，对于如何认识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尤其是《讲话》中的“观念形态”概念，学界关注和讨论长达30多年。④围绕这点，对毛泽东的“观念形态”⑤形成了“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式”“艺术分类”三种不同理解。⑥除了陆梅林“艺术分类”说(认为“观念形态”相对的是“物质形态”)是一个独特认识体系外，⑦其他两种说法都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学说而来，都是以“意识形态”或“社会意识形式”注解“观念形态”。比如，有学者认为《新民主主义论》中“三个在内涵上与‘意识形态’相近，甚至完全相同的词，那就是‘文化’‘观念形态’和‘思想体系’”；[5]172有学者认为“观念形态”“可理解为‘社会意识形式’，也可理解为‘意识形态的形式’”；[6]有学者认为“‘观念形态’就是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的译法”；[7]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没有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可能跟他当时没有完全消化这个概念有关”；[8]12等等。当然，有的学者也认识到“‘观念形态’也并不能等同于现在所谓‘意识形态’”，[9]有的学者认为“从意识形态论到观念形态属性”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就，⑧但其理论语境或是为了强调“观念形态”是“社会意识形式”，或是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中国化的贡献，其性质仍旧属于“意识形态论”(及其所属的社会结构理论)阐释模式。 对此，通过考察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观念形态”使用情况和文本逻辑，本文认为，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观念形态”概念在其初始状态中就具有唯物史观和认识论的双重含义；《讲话》中的“观念形态”相对的是“自然形态”，而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上层建筑”；“观念形态”属于认识论范畴，是毛泽东在当时“文艺属于意识形态(之一)”“文学是意识形态”的普遍认识之外，基于反映论，为指向客观主义主体论而有意设定的一个特定范畴或采用的一个旧概念；这个概念并不指向艺术本质属性，也不具有类似“意识形态”概念的社会性功能，比如价值功能、批判功能等，但同时这个概念又对前一阶段革命文艺运动的一些观念具有否定性功能。这个概念在毛泽东艺术理论体系中具有特殊的理论指向意义。 一、延安时期毛泽东“意识形态”“观念形态”概念使用情况 从1919年陈溥贤、李大钊翻译日本文献引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念上的形态”概念起，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创制时期和轰轰烈烈的左翼文艺运动阶段，再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后来成为毛泽东思想重要来源之一的新启蒙运动(以艾思奇、陈伯达为代表)，“意识形态”“观念(的)形态”一直是通用的(就早期革命文艺而言，使用“观念形态”一度更为普遍⑨)，在内涵上主要是作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理论来理解。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延安时期毛泽东著作时戛然而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意识形态”才开始超过“观念形态”成为首要且主要概念并延续至今。这是学界把“观念形态”等同于“意识形态”或“社会意识形式”⑩的主要原因，但这种认识也恰恰忽视了毛泽东对这一概念史造成的断裂并抹平了其背后的理论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经过多年研究，尤其是经过新时期40年文艺意识形态论三个阶段的论争，(11)学界对于“意识形态”“观念形态”早期概念很清楚，史料也非常丰富，(12)对此我们不再详述、征引；至于文学艺术“非意识形态(观念形态)论”更不涉及。这里重点对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情况进行说明和分析。 (一)“意识形态”使用情况 就现有材料来看，(13)毛泽东最早是在1937年8月9日完成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两处四次提到“意识形态”。第一处是在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中说道：“唯心论和唯物论学说都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存在，在阶级没有消灭以前，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对战是不会消灭的。唯心论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代表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起着反动的作用。唯物论则是革命阶级的宇宙观，它在阶级社会内，从与反动哲学的唯心论之不断的战争中生长与发展起来。”[10]2第二处是在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第八小节“意识论”中：“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意识的来源，是由无意识的无机界发展到具有低级意识形态的动物界，再发展到具有高级意识形态的人类。高级意识形态不但同生理发展中的高级神经系统不可分离，而且同社会发展中的劳动生产不可分离。马克思恩格斯曾着重指出意识对物质生产发展的依赖关系，和意识同人类言语发展的关系。”[10]28-29紧接着的第九小节是“反映论”。[1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