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文本”的兴起与网络时代的文学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定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文本”作为文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有不少传统文本具有“超文本”性,而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超文本”作为网络世界最为流行的表意媒介,它以“比特”方式更大程度地唤醒了文本的开放性、自主性、互动性。“超文本”以“去中心”和不确定的非线性“在线写读”方式解构传统、颠覆本质,在与后现代主义的相互唱和中, 改变了文学的生存环境和存在方式。在令人难以想象的赛博空间里,网络文学所营造的“话语狂欢之境”交织着欣喜与隐忧——它异彩纷呈、前景无限却又充满陷阱与危机。“超文本”的崛起不仅是当代文学世纪大转折的根本性标志,而且也是理解文学媒介化、图像化、游戏化、快餐化、肉身化、博客化等时代大势的核心内容与逻辑前提。更重要的是,“超文本”正在悄然地改写关于文学与审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7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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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世纪以来,起于青萍之末的网络风潮,悄然演化成天落狂飙之势,径直把我们带进一个“数字化生存”的世界。毫无疑问,互联网的横空出世写下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神话。就文学这个以神话奠基的审美王国而言,一经网络介入,便立刻引发了大河改道式的族类迁移和时空跳转。千百年来辉映人类心灵世界的流岚虹霓,正被虚拟为诗意灵境中电子赋魅的天光云影。在整个审美意识领域,“网络文学”的“生成与生长”以及“超文本”的“兴起与兴旺”,已经成为文学世纪大转折的根本性标志。“超文本”研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成为中外文论与批评界一个开坛必说的“关键词”。但无庸讳言,对“超文本”这个从数字技术领域引入的新概念,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仍缺乏应有的人文烛照和审美关怀,中西贯通、文理兼容的诗学化深度阐释更为少见。可以说,“超文本”的兴起已成为网络时代文学研究最迫切的课题之一,因为“超文本”研究已成为理解文学图像化、大众化、肉身化、快餐化、博客化、手机化等时代倾向的核心内容与逻辑前提。

      纵观文本发展史,从陶塑、骨雕、铜铸、缣文、帛书的文字形态到印刷文本的“粉墨登场”,由“泥与木”到“铅与火”再到“光与电”……在经历了一系列渐变与突转后,整个“表意”家族正经历着从A到B,即原子(Atom)到比特(Bit)的快速跃迁,一个全新的“超文本”世界轰然洞开。在这里,“超文本”鼻祖范瓦纳意在借“机”拓展人脑联想功能之“所想”几成现实;克罗齐所倡导的艺术与语言的“同一化”也不再是梦幻, “人人都可以是作家”;雅可布森所谓的“支配因素”与“辅助因素”之间的张力空前增长;普通读者也可以像诗人一样在瑞恰兹所描述的各类“冲动”之间建立“稳定的平衡状态”,“写读互动”也成了“博客”们的日常游戏;罗兰·巴尔特所预言的理想化文本的许多特性基本上都已变成诗学常识;……但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超文本”在催生大众审美狂欢的同时也制造了惊人的文化垃圾。按照“超文本”理论家乔治·兰道的说法,数字化“超文本”只不过借助网络技术的帮助,完成了结构主义以来文本理论家与批评理论家的设计而已,为“超文本”提供标志性特点之一的“超链接”(hyperlink)其实并非从天而降的神赐妙品,它的核心内容早已存在于巴尔特、德里达和克里斯蒂娃等人的文本理论中。它在实现前人梦想的同时也为今人带来了新的难题。目前,中国文论界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还远未达到国际水准,虽已出现了《超文本诗学》、《网络文学本体论》、《网络叙事学》等重要著作,但总体上仍处于理论建构的起步阶段。

      当然,“超文本”及其相关研究毕竟只是蓓蕾初放的新鲜事物,从崭露头角到渐成气候都需要一个发展过程。但目前已不难看出,随着“超文本”的日益普及,文学创作、传播与接受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革命,相关研究也处在风生水起的关口。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有理由得出了这一结论——“超文本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桥梁”。虽然目前多数人一时还难以真切地看到太多的动人景观,但已很少再有人怀疑,在这个“桥梁”的另一端确实存在着一个异彩纷呈、前景无限却又危机四伏、处处陷阱的全新世界。

      一、传统文本的“超文本”性

      20世纪60年代的欧洲,“造诗机器”和“取消文学产权”等思想相当盛行,超现实主义“自动写作”的构想令人神往。当时法国一个名为Oulipo(Ouvroir de Litterature Potentielle,意即“潜在文学的开启”)的文学团体十分活跃,这个团体大胆地尝试过各种异想天开的“自动写作”的文学实践。其中,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 Tzars)“制造一首诗”的建议就令人难忘:

      拿一张报纸。/拿一把剪刀。/在这张报纸里选一篇文本,长度和你要写的诗相当。/剪下文本。/然后仔细剪下这篇文本里的每一个词,把它们装进一个包里。/把包轻轻地晃一下。/然后依照字条从包里取出的顺序,把它们一张一张地拿出来。/精心的把它们粘起来。/你要的诗就成了。①

      这种荒谬不经的“造诗”方式,让人联想到当下网络语境中流行的“恶搞”,对这种“歪门邪道的艺术”大约一笑置之足矣。但假如我们联想到中国甲骨文时代那些历史风云人物求神问卦的情形,或者“计算机写作软件”的运行原理,我们就有理由对查拉疑似亵渎缪斯的“剪贴诗学”另眼相看了。众所周知,文字作为文本的“细胞”,原本就隐含着文本的众多特征,特别是中国文字所包蕴的天然诗性基因和“细胞”间的亲和力,使汉语文本具有超强的结构张力和意义弹性。查拉也许想不到,他的“建议”于汉语竟然比法文更为适用。例如,同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者周策纵写过一首“字字回文”的回文诗,足以将查拉的“剪贴诗学”演绎成一种“造诗经典”。回文诗原作由如下20字组成一个封闭的圆环,没有标点符号,为了排版方便,这里暂且斩断“圆环”,将其一字铺开:

      星淡月华艳岛幽椰树芳晴岸白沙乱绕舟斜渡荒

      这20个字,不管从哪个字起头,也不论从哪个方向开始,只要每5个字一句,顺序读来,正反都是一首五言绝句:

      1.星淡月华艳,岛幽椰树芳。晴岸白沙乱,绕舟斜渡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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