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8—1569（2001）04—0075—10 一、两条线索 可能已经有愈来愈多的人意识到，既有的文学理论正在遭受全方位的挑战——也许已经到了重新考察种种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时候了。从近代至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历经了一系列重大的转折，每一次历史性的震荡都涉及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再认识。“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一个启蒙主义的语境。倡导白话文的强大声势之中，以诗话、词话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走入了末路。首先，这种断想式的只言片语已经无法承担文学理论的重负——“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不再是“雕虫小技”；文学理论必须负责解释，新文学如何成为“人的文学”，如何履行“思想革命”的使命。其次，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无法纳入“现代”的知识形式，因而没有资格跻身于现代社会科学。实证，体系，逻辑，概念与范畴，规律，定理与公式——启蒙与理性逐渐确立了一套清晰的学术规范，这时，古代批评家笔下的零散短章如同一些残缺的边角料。如果没有系统的理论阐释和理论范畴之间的深刻转换，这种文学知识不可能作为主导的文学理论范式持久地存活于现代大学的教学体制和学术体制之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事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学派的进驻。各种文学理论学派的交锋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观点赢得历史的青睐，并且产生了广泛的回响。于是，30年代左翼作家的文学观念，40年代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50年代占据了主导位置的苏联文学理论，这一切陆续为50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学理论奠定了强大的基础。人们可以看出，叶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蔡仪的《文学概论》以及一批大同小异的文学理论教材背后隐藏了一个相近的理论模式——它们之间的差异仅仅是这种理论模式内部的增删加减。20世纪的80年代，这种理论模式终于遇到了强烈的冲击。历史的某一部分仿佛突然地启动——现代主义文学的一涌而入，20世纪的诸多西方文学批评学派大兵压境，一系列叛逆性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压力。进入9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全球化语境正在将文学问题引入一个更大的理论空间。这时，传统的文学理论模式已经不够用了，一批重大的文学理论命题必须放在现有的历史环境之中重新考察与定位。 以上的叙述暗示了文学理论与历史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认可这种关系即是意味了认可历史主义的信条。这似乎是对于理论意义的贬低——理论的意义之一即是，跨越历史语境的限制而概括某种普遍的结论。例如，韦勒克就对文学理论的普遍性颇为乐观。尽管他承认知识的相对性，承认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但是，他仍然相信存在一个“普遍的艺术王国”。这种艺术王国从属于一种普适的规律。所以，韦勒克呼吁美学与逻辑学或者伦理学共同反对“彻底的历史主义。”文学理论不是考察普通的文献，而是考察不朽的作品——“不朽”就是抵制历史主义的坚固盾牌。他曾经断言：“阅读美学史或者诗学史所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文学的本质和作用，自从可以作为概念上广泛运用的术语与人类其他活动和价值观念相对照和比较以来，基本上没有改变过。”如果历史不可能修改文学的“本质”，那么，文学理论之中的相对主义就没有藏身之地。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和评价不会因为种种历史演变而失效。当然，韦勒克相信，他的乐观是有根据的——他相信存在一种“共同的人性”。“共同的人性”无疑是普遍主义的稳定基石。（注：参见韦勒克：《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见《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7页；韦勒克、 沃伦：《文学原理》， 三联书店1984版，第19页。） 韦勒克对于历史主义的反感并非空穴来风。彻底的历史主义不乏其人——例如伊格尔顿。伊格尔顿毫不客气地说：“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抛弃下述幻觉，即：‘文学’具有永远给定的和经久不变的‘客观性’。任何东西都能够成为文学，而任何一种被视为不可改变的和毫无疑问的文学——例如莎士比亚——又都能够不再成为文学。以为文学研究就是研究一个稳定、明确的实体，一如昆虫学是研究各种昆虫，任何一种这样的信念都可以作为妄想而加以抛弃。”伊格尔顿否认文学具有某种固定的“本质”，否定了文学的“元理论”；他清理了一批支持这种意识形态幻象的理论范畴，例如“超越性”，“美”，如此等等。在他看来，只能根据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网络和权力关系解答“什么是文学”。历史是无法预测的。也许，某一天人们会毫不踌躇地将莎士比亚逐出文学之列，同时又将一张借条郑重其事地称之为文学。所以，伊格尔顿认为，“什么是文学”仅仅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人们无法也没有必要为文学设计一个无懈可击的形而上学定义。（注：伊格尔顿：《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这隐约地显示了文学理论之中的两条线索。一批文学理论家倾向于认为，文学是独立的，纯粹的，文学拒绝社会历史的插手；文学理论的目的就是揭示文学的终极公式，破译“文学之为文学”的秘密配方。另一批文学理论家不以为然。用伊格尔顿的话说，上述主张更像是一种“学术神话。”（注：伊格尔顿：《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4页。）他们认为， 文学理论必须尾随文学回到历史语境之中，分析历史如何为文学定位，文学又如何改变历史——哪怕是极为微小的改变。文学并没有什么终极公式，文学秘密配方由历史老人调制，并且时不时就会发生变化。总之，分析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成为解释文学——包括解释文学的形式或者文本结构——的前提。 耐人寻味的是，盛极一时的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以及结构主义仅仅短暂地淹没了第二种理论主张。不久之后，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背景再度打开了文本的封闭式结构。20世纪下半叶，文学语言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又一次进入了文学理论的视野。 二、文学观念的确立 历史主义与文学理论的相互交织制造了双重复杂的关系。第一，文学必须进入特定意识形态指定的位置，并且作为某种文化成份介入历史语境的建构；第二，文学必须在历史语境之中显出独特的姿态，发出独特的声音——这是文学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两重关系的交叉循环既包含了文学话语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彼此开放，也包含了文学话语与社会历史之间的角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