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的历程，不能不承认，它已经从辉煌走入困境。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文艺理论来说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在这10年里，中国文艺理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文艺理论作为思想解放的前沿，在连续不断的论争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热点，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教条，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紧密结合，不仅从文艺实践中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而且也以理论的革新推动了文艺实践的发展。但是，80年代的文艺理论变革不仅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也留下了隐忧。首先，这场轰轰烈烈的理论变革意识形态性强而学术性弱，这当然是由于传统文艺理论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使然。因此，它虽然为文艺理论的发展破除了“左”的思想障碍，但学术建设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它破除了许多教条，但并没有建构出新的理论体系。其次，这场文艺理论的变革基本上是继承人道主义思想，恢复五四启蒙传统，而与世界当代文艺理论留有一段历史差距。也就是说，80年代提供的文艺理论变革基本上是过渡性的，它还没有完成现代性文艺理论的建构。最后，由于80年代的文艺理论变革突然中断，而后就遽然进入后现代语境之中，造成了理论发展自然进程的断裂和硬性的跨越，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进入90年代，文艺理论由热变冷。当然，这未始不是好事，因为只有超越意识形态层面的争论，冷静下来，潜心思考，才能真正进入学术层面的建设。但是，也应该看到，这种“冷”后面潜伏着深刻的危机。90年代以来的文艺理论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甚至进入走投无路的困境。如何走出困境，获得新的发展契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 当前文艺理论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未能形成成熟的体系。尽管许多人都在努力构造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并且注意吸收现代甚至后现代文艺理论观点，但由于传统的理论框架未能破除，新的理论框架尚未形成，因此难以对新观点进行整合，往往是对旧的体系修修补补，结果造成旧体系与新观点的不协调。 第二，未能克服中国文艺理论与世界文艺理论之间的历史差距。当前主流话语是后现代文论，而中国文艺理论尚未完成现代性建设任务，这就造成了理论引进与当前实际的脱节。在80年代文艺理论变革的基础上，本应继续建构现代文论体系，但不幸的是，未及建构，已临解构，一切思想都被消解，理论园地一片虚无，只有解构主义的旋风在呼啸。中国当代文论似乎失去了方向，它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它没有理论发展的自身基础，而在外来理论的新浪潮的冲击下晕了头。 第三，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失去了自信，失去了创造力，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如果说五四时期是学说西方19世纪的话语，五四以后是学说苏联话语，那么现在是学说西方20世纪的话语。这种模仿当然有其历史必然性，在一定时期甚至是必要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对此保持警惕，也没有做出自拔的努力。而且，一些人热中于对后现代理论的炒作而不顾中国尚未完成现代文论建设的实际，夸夸其谈，学风浮躁，为害甚烈。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寻找自己的理论，一些人努力接续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企图通过对传统文论的更新来建立中国现代文论。但是这种努力至今仍然停留在设计阶段，未见实绩，而且已经有人对这种“中体西用”的做法提出质疑。 第四，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脱节。一方面，文艺理论没有从文艺实践中获取思想资源，因而没有现实基础；另一方面，理论也不能指导文艺实践。现在，几乎没有哪个作家、艺术家按照文艺理论的指导进行创作。这当然不能怪作家、艺术家不重视理论，而是由于理论已经失去了对实践的指导能力。对于当前的文艺思潮，理论家很少做出正确判断，如对新写实主义就莫衷一是，有的说是现实主义，有的说是自然主义，有的说是后现代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对当前一些先锋文学、艺术，也缺少深刻的分析，而只停留于简单的否定和指责。 中国文艺理论的危机，有深刻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找出这些原因是摆脱困境的前提。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社会生活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变革关头，传统与现代纠缠在一起，而外部环境已经处于后工业社会，因而又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在这个过渡时期，文艺思潮和文艺理论也必然处于混沌不明的状态，甚至一时失去方向。只有当社会变革的趋势明朗化，现代性确立，才能摆脱当前这种混乱状态，进入顺利的发展期。 此外，由于中国文论与世界文论的历史差距，中国文论只能追赶西方文论而无暇顾及自己传统的继承和创造，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影响应当引起注意。在西方，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性稳固地确立的基础上对现代主义的反拨，因此具有某种矫正作用。而在中国，现代性尚未确立，后现代主义、特别是解构主义的冲击就具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当然，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本身会缩小和消除中国与世界的历史差距，从而也才可能独立地与西方文论对话。 还有，是由于不同于新时期的后新时期历史环境的影响。启蒙高潮已经过去，散文时代已经来临。一些理论家丧失了社会责任和现实感，丧失了思想的激情而把理论仅仅当做牟取名利的工具。于是，文艺理论远离了社会生活和文艺实践，丧失了思想性和学术性，也失去了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