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众所周知，从近代到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先后经历了由浅入深的三次觉醒过程，即科技文化意识的觉醒、政治文化意识的觉醒与伦理文化意识的觉醒。前两次觉醒分别以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为标志，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科技文化与政治制度由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两次觉醒运动均以失败告终，并先后以其失败的命运启示人们走向新一层次的觉醒。辛亥革命失败后，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经过深刻的反思，终于找到了彻底改变中国问题的突破口——接受西方的自由、平等、独立学说，以伦理革命为中心，掀起一场新文化运动，进行一次深刻而彻底的思想革命。正如陈独秀所断言：“伦理之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在“五·四”先驱者看来，只有打倒孔家店，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启迪广大民众伦理意识的觉醒，才能够彻底打碎以伦理政治化为本质特征的中国旧文化的根基，从而以人性的彻底解放与国民的普遍自觉迎来民族的真正的“涅槃”与新生。鉴于这一坚定不移的信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尽管在思想内容上涵盖了从社会政治、阶级压迫、富国强民、历史传统到妇女儿童命运、个性解放、西方思潮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但其思想的重心始终落实到对封建伦理文化的批判与改造上面，从而发出了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震聋发聩的历史最强音，也标志了中国文化从古典、近代向现代飞跃的辉煌开端。 在“人之子醒了”的欢呼声中，中国文化似乎找到了顺直通往“理想王国”的最深刻而正确的基点与途径，但历史的发展所带给人们的无疑更多的是失望、痛苦与迷茫。子君在喊出个性解放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之后不久，便与涓生一起品尝了希望与绝望共酿的苦酒。人们从一代觉醒青年那里听到的，不是觉醒后的喜悦，而是魏连殳那“狼一样的嗥叫”。“五·四”退潮后，文化先驱者更为关心的重心不再是娜拉是否应该出走，而是“出走以后”怎样。出走之后娜拉的命运、娜拉的道路、娜拉的“再生”成为此后数十年文学创作的母题。而在整个文化领域则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儒学复兴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的中西之争、体用之争、新旧之争。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复杂原因，尽管有许多知识分子、作家仍然坚守伦理解放与文化革命的启蒙阵地，其发展势头及新文化建构中的地位与功能却无疑并未沿“五·四”时期所设计的轨道日益加强，反而不断弱化，乃至畸形化，这样必然导致一方面社会革命汹涌澎湃、波澜壮阔，另一方面文化自身的发展则孕含了深刻的危机。十年“文革”封建思想与伦理道德的大泛滥与严重畸变无疑证明了这一点。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发展经历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饶有趣味的是，这新一轮的文化解放亦包含了三个层面，即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为标志的科技文化层面，以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为标志的制度文化层面，以及批判封建思想、现代愚昧为中心的思想文化层面。与近现代之交不同的是，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呈共时性而非历时性，且表现出了在上一轮觉醒的基础上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向。然而遗憾的是，由于面对着强大顽固的封建文化积淀、发展缓慢的农业文明以及新旧杂交、形形色色的封建怪胎，因而伦理觉醒、个性解放仍然占据着这一文化大合奏的主调。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新时期的二十年来的物质文明取得飞速发展，而以文化发展的角度观之，媚俗浮躁共存的文学创作、多元杂生的文化格局、混乱纷纭的价值体系……其杂乱无章、纷繁无序似乎比战争时期犹过之而无不及。假如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发展史可分为两个79年。上一个79年的历史已证明仅靠科技文化与政治文化的觉醒不可能完成民族文化再生的重大使命，而被视为“最后觉悟之觉悟”的伦理意识的觉醒以及以此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第二个79年中竟然也显得力不从心，远未实现文化重建的既定目标。其原因何在？除了文化发展因社会、时代的因素过于步履匆匆以及受泛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之外，还应从文化发展本身的逻辑机制及演变规律中寻求内在根源。由此我认为，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展还必须进入“第四次觉醒”——即理性的觉醒。 二 长时期以来，对理性概念的理解，对其内涵、外延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本文所说的理性，既非指传统意义上的控制人的行为的理智力量，也不是单纯的科学理性，而取启蒙主义跨文化语境中的“理性”之意。它既包含了人们认识社会、自然及人类本身的能力，又是指引导人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及确定真理的具有独创性的理智力量。对这一意味着能够正确分析和理解人类自身及其经验世界的能力和力量的概念应作立体的、发展的和动态的理解，应该把它作为一种符合社会发展潮流同时又能为现代人提供思想指导、价值标准的现代理性体系来加以理解。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理性结构的构成在深层是逻辑理性（理论理性），表层是价值理性（实践理性），这是其内在结构；从纵向的历时的发展性来看，又有历史理性与纯粹理性之别，而从横向的共时性的功能来看，则有政治理性、科学理性、民主理性等等。过去我们较多注意表层结构的价值理性，而忽视对理性最本质的核心——逻辑理性的追求与研究，重视了历史理性和功能理性，而轻视了纯粹理性本身作为文化基本进步动力的决定性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有自己的理性旗帜以及自己的价值目标，但更多地局限于应用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层面，而未深入到理论理性及以“统一性”为特征的体系理性的深层，同时其价值理性亦未达到以方法论为中心的理性思维高度。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科学”与“民主”作为文化重建的两大理性支柱，并未取得应有的理性力量。不独近代科技意识的觉醒止于器物技术层面，远未深入到科学理性，近代政治意识的觉醒亦止于“中体西用”的肤浅层次。即使“五·四”所张扬的“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亦缺乏丰富的理性内涵，尤其在此后的历史实践过程中科学意识主要地不是致力于使创造性批判性的科学精神内化为人们求真求实、分析判断的自觉追求，而主要演化为探求某一现成理论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民主意识主要不是将主体精神和个性解放内化为人们的独立人格，而主要表现为推翻反动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这种文化发展趋向的消极性是非常深刻的，其动机不是来自社会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其目的不是为了自身的发展，而是借科学与民主进行社会革命。而西方的科学、民主所赖以形成的思想文化精神和思维理性则被本末倒置而忽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