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是作家从自己对社会生活的生命体验出发，调动自己的形象积累、感情积累，在审美理想的烛照下，围绕着某一线索，经过增删、整理、浸润，而予以书面化的十分复杂而独特的过程，文学作品则自然是社会生活通过作家头脑的语言艺术形式，是作家生命体验的符号化。文学评论，或者称之为文学批评，作为对文学作品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现象的价值和成就、得失、规律的解读、阐释或评价，当然应当参照社会与人生，以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一 所谓文学评论的社会人生参照，是指将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社会人生图景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与历史事实相比照，与实际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以及真实的人性人情相比照，从而分析、评判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准确程度，描摹人性人情的妙肖程度，揭示人的心灵、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刻程度。这里所说的准确、妙肖程度是一种“神似”，一种不违背历史真实的“近情近理”、“合情合理”、“入情入理”，一种符合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趋势的“理顺情通”，而并非刻板地记录历史、摹写生活、照相人生，并非与生活的等同；这里所说的深刻程度，是一种生命体验，亦即从作家自己的内心情感和真切感受出发，体验对象的心理波澜和情感状态，而并非对对象做生理的、心理的科学剖析。文学创作既然是在作家审美理想的烛照下进行的，既然通过了作家审美理想的浸润，是作家审美理想的符号化，与生活的等同便是不可能的，与科学的心理分析的等值同样是不可能的。要求文学作品所描写的社会人生图景与历史、与社会、与心理科学的研究成果完全一致，是荒谬的。“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对文艺作品超越社会人生的特性的理论表述，毛泽东同志概括的这六个“更”，便是从对文艺作品中所描写的社会人生图景与现实的社会人生的比照中得来的，为文艺评论在实践中运用社会人生参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根据。 其实，自有文学评论以来，评论者就在评论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社会人生参照。优秀的文学评论从来离不开社会人生参照。叶昼、毛宗岗、脂砚斋、金圣叹等文学评点家，无不把社会人生当作自己评点实践中的参照对象。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在对岗察洛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作品的评论中提出的全部有时代意义的批评命题和振聋发聩的见解，都是与当时的俄罗斯社会现状密切相关的，亦即是从对沙皇专制“黑暗王国”的本质的揭露是否深刻来立论的。因此，他的评论产生的社会效果是加深了读者对现实生活的认识，看到了俄罗斯社会的黑暗、丑陋和污秽种种。即便是分析作品中奥勃罗莫夫等人物的性格，杜勃罗留波夫也不忘记从这些人物性格的社会环境和各种政治、经济渊源上分析出人物性格的形成因素。 如果说杜勃罗留波夫的社会还原的批评过于单纯，缺乏对文学自身结构和内在规律的探寻，那么恩格斯关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则是文学评论最科学的观点。其实，“美学和历史的观点”的真髓即在于社会人生参照。这是因为社会是历史行程中的社会，而任何审美价值的内核都不过是得到“升华”或“醇化”的人的价值，是人的行为和心灵的善与美通过作家心理体验的感性表现——当然审美价值还有其形式方面的因素。但是，无可怀疑的是，人的命运、行为，尤其是隐藏其后的思想、意识、感情，是审美的主要对象。美的本质即在于真和善相联系的、能够体现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创造活动和创造才能、智慧、品格、思想感情的全面本质。 二 坚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当然应当重视社会人生参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分别对斐·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的评论，恩格斯对敏·考茨基的小说《旧人和新人》的评论，对玛·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的评论，就是运用“美学和历史的观点”评论作品的典范。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说：“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句关于现实主义的经典名言是对“美学和历史的观点”的要义的阐释和说明。所谓典型环境，即是围绕并形成和制约、影响着人物生存和生活的文化环境，首先是社会环境；所谓典型人物，即是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独特命运、行为、思想、感情的表现。因此，坚持文学评论的“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就必须在评论实践中坚持社会人生参照。文学评论的社会人生参照并非撇开文学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的一种方式，撇开文学能动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规律，简单地将文学作品等同于社会历史教科书，等同于政治学讲义，将文学作品对社会历史现象的形象化描绘等同于社会历史现象的摄影或图解，将史实等同于叙事，将生活真实等同于艺术真实，从而从某种历史观、政治观出发，对文学作品简单地进行历史学、社会学的解剖和宣判，指斥其成败得失。那是一种庸俗社会学的评论，与文学评论的社会人生参照是绝不相容的。文学评论的社会人生参照是包含着美学的评论，是立足于人、面对着作为人的心灵创造成果的文学文本的评论，是一种审美的评论。其精髓在于对时代精神、对历史前进趋势的把握，在于做出符合时代需要的价值选择。 庸俗社会学的评论曾经严重地败坏了文学评论的名誉。在我国极左政治肆虐的那些年月，庸俗社会学的评论曾经成为文学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的审判官，成为绞杀文学的审美品格的杀手。这种评论以是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为利刃，凶残地砍杀文学。随着新的历史时期对极左政治的清算，庸俗社会学的评论销声匿迹，文学评论在对西方理论的移植、借鉴中走向众声杂噪。一些评论文章极力强调文学的自足性，强调文学作为作家心灵创造物的虚幻性，否定文学反映社会生活、描绘人生图景的真实性原则，嘲弄意义、反对理性，解构历史、躲避崇高，力主非理性、偶然性，欣赏平面、削平深度，认同媚俗化、游戏化，抹杀善恶美丑的界限，推崇血淋淋、肉麻麻、性饥渴、性肆虐的感官刺激和兽性、匪性、痞性描写。文学评论不再是对文学文本及与之相关的文学现象的价值和成就、得失、规律的解读、阐释和评判，而成了对非人世界、对丑恶和粗俗津津乐道的揣摩和赞赏，成了非人文、反人文、与社会生活无关的文字构成物，成了纯形式的语码游戏或堆砌。究其实，这种文学评论是在进行着另一种价值引导，是在消解着文学的社会功能，从而也在消解着文学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