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在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程，在比较文学倡导跨学科研究的背景下发展壮大。人类学与一系列西方理论的相互激发，共同构建了中国语境中文学人类学研究所需的理论基础。20世纪前期主要在神话和歌谣研究领域进行人类学方法的尝试，新时期以来，文学人类学在包括实验民族志及后现代相关理论的影响下，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到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两个历史时期的研究实践表明，文学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具体表现为跨文化比较、原始主义、语境主义以及田野调查等方法的提出和应用。跨文化比较和原始主义着力于文学的“普遍性经验”，语境主义强调文学的“特殊经验”，田野调查更多指涉文学的“地方性经验”，但文学的“个体性经验”被漠视了。选择方法论作为考察视角，便于厘清文学人类学真实的“历史发生”和暂时的“学术理想”。 一、跨文化比较 神话是文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共同领域，是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首要发生地。弗雷泽、泰勒以及安德鲁·兰的神话研究成就，代表着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兴起、发展与繁盛的三个重要阶段。人类学派神话理论本土化过程中，神话的文学之维在中国神话研究中逐渐敞开，文学史的书写直接通达神话。①立足于材料意义上的归纳法、分类法和比较法是人类学派神话研究的主要方法。对于材料搜集的重要性，哈特兰德说：“人类学方法便是将许多同类的民间故事归纳起来，基本工作便是要多多搜集材料；因为相关的事搜集得愈多，归纳的结果一定也愈准确”(17)。建立在材料基础上的比较强调共同点，并据此对材料进行选择，她说：“一定要搜集许多相同的故事以考察人性的同点，社会情形及其他情形的同点。因为要想知道人类的通性，思想的方法，野蛮人种的制度，必须深入地研究，在杂乱不同的情形中找出共通点来”(33)。哈特兰德所言的材料搜集和归纳，最终要通过比较的方法来获得研究的结果，比较法因此就成为人类学派神话研究的核心方法。郑振铎、周作人、茅盾以及闻一多等学人在神话研究中引进了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古今中外的材料进行综合比较，扩展了神话研究的文学之维。 周作人运用主题类型学和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本土的神话和童话故事的产生、范式和演变，认为人类学派的比较方法可以解释以下现象：“如在一国见有显是荒唐怪异的习俗，要去找到别一国，在那里也有类似的习俗，但是在那里并不荒唐怪异，却正与那人民的礼仪思想相合”(“杂学”12)。他认为《蛇郎》童话与欧洲“美与兽”童话同为“物婚式”类型，物婚式中人与兽结为配偶，北美的人与蛇匹和中国盘瓠之民都是类似的神话传说。中国的《老虎外婆》系“食人式”故事，他举证希腊、日本等民族都有此说，共同的原因是因为“异族相食，本于蛮荒习俗，人所共知，其原由于食俭，或雪愤报仇，又因感应魔术，以为食肉者并有其德，故敢啖之，冀分死者之勇气”(“童话”34)。周作人把《吴洞》故事归于故事类型中的“灰狼式”，并且以德国、法国等“灰狼式”故事对此进行比较论证。茅盾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与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相遇，通过比较希腊、北欧、埃及以及印度神话的异同，尝试回答中国神话的保存问题。闻一多拓展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用现时存活于边疆少数民族中的文化现象，参证和解读古代的神话，为“以今证古”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神话研究中运用比较方法，试图在遥远的时空中寻求神话材料的同一性，脱语境的文本化倾向在实际的操作中难以避免。当丰赡的材料基于一种假设或解释拢集在一个语境中的时候，同一性的诱惑拒绝了对材料所携带的人类特殊经验的关注。清洗掉材料所携带的不同民族的文化经验，对神话所作的同一性解释会因此变得可疑。不过对于文学人类学来说，它有机会修正这个问题，语境主义和田野调查就可以弥补跨文化比较方法的不足。 20世纪早期的歌谣研究参与了中国新文学的生长过程。人类学视野中的歌谣研究和文学视野中的歌谣研究虽有多方面差异，但是比较方法的运用却是共同的。民间文化中蕴藏的丰富民俗事项在相异民族和地域中存在相似相近现象，其跨越时空的雷同性、交叉性、重现性和流变性导致“比较研究法”在歌谣研究领域中广泛使用。刘半农说：“所谓比较，即排列多数之歌谣，用研究科学之法，以证其起源流变。虽一音一字之微，苟可讨论，亦大足增研究之兴味也”(3)。胡适推崇比较方法，他说：“研究歌谣，有一个很有趣的法子，就是‘比较的研究法’，有许多歌谣是大同小异的”(“歌谣”7)。胡适的比较法侧重共时性研究，历时性研究提及不多。溯源式的历时性研究，试图通过对某种母题歌谣的研究，探出其最初的形态、发源地和起源时间。胡适等学人提倡的比较方法主要在歌谣语体之内，杨世清却强调同一母题在不同民间文学语体之间的比较：“现时歌谣与弹词唱本，都不妨就其形式性质相近的，拿来比较一下”(19)。跨语体比较的提出拓宽了歌谣研究的可比性视域。 相异于不同地域、历史和语体之间的比较，常惠强调歌谣研究的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学术的研究当采用民俗学的方法，先就本国的范围加以考订后，再就亚洲各国的歌谣故事比较参证，找出它的源泉与流变，次及较远的各国其文化思想与中国无甚关系者作为旁证”(2)。刘半农直承常惠所思，在留学巴黎期间，搜集流传于异域的中国民歌，并尝试与其他国家歌谣进行比较研究。 朱自清曾把董作宾《看见她》所采用的比较方法理解为中国学者的独立发现。②考虑到比较方法在民俗学中的成熟运用是在西方影响下展开的，我们可以把朱自清的夸饰之词理解为对比较方法的重视，而不是严格的学理判断。即使在民俗学视域中理解歌谣，依然没有办法剔除人类学思想的渗透和影响。也许董作宾在比较研究中采用的具体方法涉及国学的训诂、方言考订等，但正如董作宾所承认的那样，其比较视野的获得来自胡适的启发。无论“暗合”还是“因袭”，董作宾“看见她”研究的比较方法对民间文学研究产生了持续的影响。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在比较的视野中贯彻了历史演进的研究方法，“母题”的引入以及“历史演进法”的具体运用使得歌谣研究获得了稳定的方法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