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和教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30年所取得的成绩大大超过了前70年所取得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同整个国家改革开放的事业分不开的，是同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分不开的。这方面的情况在一些论著中，[1]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和评论，这里不再重复。本文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对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和教学30年所取得的成绩和今后的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作为总结这方面工作的参考。 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和教学30年所取得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克服“左”的片面性，在历史上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译介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各种流派和代表人物，呈现出俄苏文学理论批评丰富多彩的崭新面貌。 在20世纪的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对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译介从现实的社会政治需要出发，偏重于译介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和俄苏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对其他文学理论批评大都加以排斥。新时期以来，情况有了很大变化。19世纪俄国文学理论批评除了系统出版了别、车、杜论著，还译介了俄国学院派的文学理论批评论著，如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苏联的文学理论批评除了系统出版了普列汉诺夫、列宁、卢那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高尔基、托洛茨基、布哈林的著作，还译介了什克洛夫斯基、巴赫金、普罗普、维戈茨基、洛特曼、利哈乔夫、赫拉普钦科等人的著作，介绍了十月革命前后的各种文学思潮、流派，介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白银时代”的各种哲学文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这个时期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译介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30年远远超过以往的70年，它让我们了解到俄苏文学理论批评更为真实和更为多彩的面貌，并从中获取更多的教益。 第二、纠正了重翻译轻研究的倾向，在加强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一批具有学术质量的论著，体现了国内俄苏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水平。 重翻译轻研究不仅是俄苏文学研究，也是俄苏文学理论批评长期存在的问题。“五四”以来，译介的成绩非常显赫，研究成果却寥寥可数。新时期以来情况有了大的改观，就理论批评的研究而言，出现了可喜的新局面。 首先是出现了《苏联文学思潮》(吴元迈)、《20世纪初俄苏文学思潮》(李辉凡)、《俄苏文学批评史》(刘宁、程正民)、《苏联文艺学流派》(彭克冀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张杰、汪介之)、《俄国文学批评史》(刘宁主编)等一批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著作。同时，还出现了研究别林斯基文艺思想、普列汉诺夫文艺思想、列宁文艺思想的专著，以及研究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洛特曼的专著，其中研究巴赫金的专著就达十几本。 更主要的是这些专著体现了一种开放、宽阔的学术眼光和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使我们的研究具有科学性，并达到一定的水平。比如在俄国批评史研究中，不仅给别、车、杜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篇幅，同时也给予斯拉夫派的批评、唯美派批评、根基派批评以及学院派批评以科学的评价。在苏联批评研究中，除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外，同时也给予象征派理论批评、宗教文化理论批评，形式主义理论批评、结构符号理论批评以科学的评价。 第三、研究进入高校教学体制，既为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提供了制度的保证，也培养了新一代的研究人才。 一种学科的研究要有生命力，要得到发展，需要有制度的保证，这点以往被我们忽略，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在新时期能得到发展，能取得长足的进步，是同体制的保证分不开的。 首先是科研体制。在有关研究机构中设有外国文学理论研究机构，其中俄苏文论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俄苏理论批评研究也获得各项社科基金和出版基金的资助，这为研究的顺利进展和研究成果及时出版提供物质条件。 更值得关注的是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研究进入高校的教学体制。其中包括在高校有关院系开设俄苏文学批评史的课程和编写相关的教材，开设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专题课。特别是在俄语言文学硕士点、博士点、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硕士点、博士点所招收的硕士和博士生中，有不少人以俄苏文学理论批评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以巴赫金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大有人在，此外，被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俄苏文论流派和文论家还有苏联形式主义、洛特曼、普洛普以及俄国格里戈里耶夫、维谢洛夫斯基、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等等。研究进入高校教学体制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为研究提供了研究人员和研究场所的保证；另一方面它也培养了一批研究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人才，新一代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研究人才除了精通俄语外，他们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有较强的科研能力，这为今后的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四，超越学科的界限，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翻译和研究对国内思想文化界、文学艺术界产生重要影响。 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翻译和研究从来不是封闭的，它总是同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产生密切的联系。当年鲁迅、瞿秋白、冯雪峰译介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论著，都曾对国内思想文化界和文艺界产生重要的影响。新时期的情况也相类似。这个时期俄苏文学理论批评的翻译和研究，可以说是国内思想文化界和文艺界思想解放运动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拨乱反正，对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产生积极的影响，比如，被西方称之为“20世纪文论的开端”的俄国形式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对于文艺界破除庸俗社会学的影响，重视文艺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增强文学理论的自主意识，就有过很好的影响，而巴赫金的介绍和研究，其影响就难于估计，巴赫金文论的关键词“复调”、“狂欢”、“对话”，不仅是文艺界，包括思想文化界，都是耳熟能详的，“对话”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刻影响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