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在国内外逐渐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并引起了人们持续不断的关注,吸引了来自各方面人们的兴趣。这一研究从一开始就超越了纯粹“文学”的范围,渗入了传统的以及20世纪以来所出现的各种文化形式之中。它影响所及,不仅对传统的文艺学体系形成了挑战,而且也对20世纪以来所出现的一些“新”的文学理论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传统的文艺学体系必将发生进一步的变革,以适应飞速发展的时代。 本文主要是在文化研究这一背景下,或者说在广义的文化语境下,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叙事理论的发展变化作一个探讨。为了适应文化研究这一趋势,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丰富和扩展叙事理论,本文将提出“审美文化叙述学”的构想,以期引起人们的讨论,并就教于各位同仁。 一、从经典叙述学到后经典叙述学 现代叙事理论的形成可以说是20世纪结构主义文论的直接成果。现代叙述学的发展几乎是与结构主义、尤其是与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同步的。叙事理论早期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如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等,因而,现代叙事理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打上结构主义的烙印就不足为怪了。 就叙述学研究本身而言,它主要集中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叙事结构的层面,它研究叙述(不论是以何种表现媒介出现的)的性质、形式、功能,并试图归纳出叙述的能力。它在故事、叙述以及二者相互关系的层次上考察叙事作品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并且探讨使它们得以相互区分开来的因素。另一个则是叙述话语的层面,它研究叙事文中话语表现模式中的时序状况与事件,集中于故事与叙述本文、叙述过程与叙述本文、故事与叙述过程之间可能的关系,而不关注故事层次本身,也不试图去建构诸如故事或情节语法。具体说来,它考察时态、语式、语态这样一些问题(注:见GeraldPince,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Lincol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7,p.65.)。 在叙述学研究中对于叙述结构的关注,是与结构主义关系更为密切的层面,用普林斯的话来说,它是由结构主义所激发(structuralist-inspired)(注:见GeraldPince,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Lincon: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7,p.65.)的研究层面。这一研究无疑受到了由普罗普所开启的对于俄罗斯童话故事所作的结构研究的影响。它所关注的是被叙述的故事的逻辑、句法、结构,也就是广义上的叙述语法问题。它试图要在不论以何种媒介所构成的、任何具有所谓叙述性的叙事作品中,去探寻它们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共同的叙述结构。在其早期所进行的这种努力,一如巴特在他的《S/Z》开头所说到的: 据说,某些佛教徒依恃苦修,最终乃在芥子内见须弥。这恰是初期叙事分析家的意图所在:在单一的结构中,见出世间的全部故事(曾有的量,一如恒河沙数):他们盘算着,我们应从每个故事中,抽离出它特有的模型,然后经由众模型,导引出一个包纳万有的大叙事结构(为了检核),再反转来,把这大结构施用于随便哪个叙事。(注:[法]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巴特在这里不指名地提到了诸如普罗普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等人所作研究的某些意图,它显然是沿袭结构主义研究方向的结果。这种研究状况多少反映出人们对曾经主导文学研究中那些无视对文学作品内部研究的关注所作出的反应,一如热奈特所说:“人们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文学视作一个没有代码的信息,因此现在有必要暂时将它看成一个没有信息的代码。”(注:[法]热奈特《结构主义与文学批评》,载《辞格一》,巴黎瑟依出版社,1996年版第150页;转引自张寅德《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嬗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这些研究是以较为简单的叙事作品作为对象的,它所得出的结论在一定意义上是与他们所做的研究相符的。叙述语法的探寻对于从总体上把握叙事作品的构架与叙述逻辑自然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它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对叙事作品在结构意义上的进一步理解,而且也打开了一条进入叙事作品内部研究的途径。 然而,当一定的叙述构架已经被揭示出来,一定的模式已经被建构起来之后,人们就不再满足于对这种叙述语法的一般了解,而将其研究深入到叙述本文中,探讨叙述本文中的话语表现模式以及故事与叙述话语之间的关系等。热奈特所进行的研究,尤其是他的《叙事话语》的发表,不仅是这一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同时也为这一研究方向的确立打下了一个重要基础。它日益形成为叙述学研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主流,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得到了充分发展,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形成为人们现在称之为“经典”叙述学的阶段。除热奈特而外,里蒙-凯南,巴尔、查特曼、普林斯与斯坦泽尔等人的研究大体上都属于这一范围。这些研究继承了早期叙述学研究中已有的成果,但又与早期的研究明显不同。他们不再试图去探讨无边无际的具有所谓叙述性的一切叙事作品、包括用各种不同媒介表现出来的叙事作品的基本叙述语法,而主要基于以语言形式出现的叙述本文为其研究对象,而且更多地是以大量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在这样一些叙事作品中所显示出来的叙述性以及叙事话语中的种种形态。由于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叙事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其所取得的成绩和具有的影响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基于对这样一些叙事作品所作的叙述学研究无疑为叙事理论的实践与运用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而理论研究本身也一直在不断拓展与深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