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之间的相互征用与对话中，鲍德里亚是一个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家。马克·波斯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用于消除传统马克思主义局限性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以萨特为代表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另一种则是现代语言学理论。如果说列斐伏尔和巴特用语言学方法对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批判是语言(符号)批判理论的开端的话，那么“将符号学方法阐述为一种完备的批判理论的工作是由让·鲍德里亚完成的”(波斯特25)。鲍德里亚的学术生涯和理论观点都与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渊源关系，也正是在二者之间的相互征用与对话中，鲍德里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符号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并将其运用于对消费社会中的文化、艺术和传媒等问题的分析和批判。波斯特将鲍德里亚的这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基础之上的符号学方法统称为“批判符号学”(Critical Semiolgy)，并认为这种方法“为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提供了真正的基础”(Poster 284)。波斯特的观点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对鲍德里亚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的基本认识和评价。 学术界通常将鲍德里亚的学术生涯划分为前期的马克思主义、中期的后马克思主义和最后的决裂期三个阶段(Kellner Jean Baudrillard)。虽然在这几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中，鲍德里亚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但是符号学却是其一以贯之的方法论。而且，他的学术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所发生的重大转折都是因为符号学方法的运用而导致的。通过将符号学引入马克思主义，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物体系进行了分类和研究，并对消费意识形态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从而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符号社会学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以此丰富和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同样，也正是将符号学方法推向深入，促使他最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基本原则，并在对后现代文化景观的批判中发展出了拟像、仿真、内爆和超真实等学说，从而成为一个典型的后现代理论家和后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以符号学为切入点分析鲍德里亚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以及他如何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对于鲍德里亚自身的学术思想的研究，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符号学之间的关系研究，都是有必要的。 一、消费社会物体系的符号学批判 在鲍德里亚进入学术生涯的道路上，虽然很多学者和学说都对他产生了影响，比如凡勃仑的有闲阶级理论、巴塔耶的过剩和消耗理论、莫斯关于礼物的论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拉康的镜像理论等，但是真正帮助他奠定学术立场并形成研究方法的还是以亨利·列斐伏尔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和以索绪尔、罗兰·巴特为代表的符号学方法。在1966年进入南特禾大学任助教之前，鲍德里亚一直在一所中学教授德语。在此期间，他已经阅读过尼采、赫尔德林和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并曾将布莱希特等人的德文文章翻译成法文。后来，在1968年，他还参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法语翻译工作(布希亚，译序13；仰海峰7)。鲍德里亚进入南特禾大学之后便在列斐伏尔的指导下撰写并完成了社会学博士学位论文，同时还参加了巴特在巴黎高师的研讨课，与巴特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而且，他们二人还相约一起去听过萨特的讨论课(布希亚，译序3)。可以说，鲍德里亚的学术生涯正是在列斐伏尔和巴特的影响下，在二者所分别代表的理论和方法的张力中开始的。他早期的三部著作《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问题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相结合，用符号学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进行补充、丰富和发展。 列斐伏尔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出发，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引入了日常生活领域。列斐伏尔思考并写作《日常生活批判》后两卷之时正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如日中天之日，因此他的日常生活批判难以摆脱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影响。《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就开辟专章讨论了语义领域中的诸如语言、符号、象征、声音、图像等符号学的核心问题，而索绪尔和巴特等符号学家的学说正是其展开讨论的理论资源(Lefebver，Critique 276-314)。进而，在其《日常生活批判》第三卷《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列斐伏尔也对巴特刚刚出版不久的《时尚体系》及其所关注的时尚问题进行了阐释和分析(Lefebver，Everyday 163)。可见，虽然列斐伏尔年长巴特十多岁，但二者之间的忘年之交对他们各自学说的发展都产生了深深的影响，而这些影响最终都加之于鲍德里亚的学术成长历程之中。 后工业消费社会的日常生活被充斥着的各种物所包围，与这些物发生关联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态，或者说就是日常生活本身。因此，对日常生活中的物进行研究和分析就成为日常生活研究的必然组成部分。鲍德里亚选择这个题目作为其博士论文选题，也正是对列斐伏尔的学术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巴特的符号学给予了鲍德里亚分析这一物体系以方法论。《物体系》中对物所进行的语义分析显然参照了巴特分析流行服装的符号学方法，因而时时“回荡着巴特的《时尚体系》的声音”(雷契108)，并被看作是“后结构主义文化批判的最重要的书之一”(凯尔纳36)。 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论体系中，系统、结构、对立、差异等是最为核心的术语和范畴，也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和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工具。尤其是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差异关系已经成为结构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无论是索绪尔对于语言系统的论述，还是巴特以此为方法对服装体系的符号学分析，都是以这一原则为出发点的。这一原则为鲍德里亚研究日常生活中的物体系提供了方法论的启示，从而使他在继承了其导师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同时，又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角度发展了列斐伏尔的学说。在鲍德里亚看来，对于日常生活世界中琳琅满目的物进行研究，就必须把这些物看作一个符号系统才有可能。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物都不是一个自在之物，而是具有功能和意义的符号——物-符号(Object Sign)。而任何物要成为符号，就必须承载意义，即与人类世界发生关系。因此，对物-符号的研究也就转化为对物与人类世界之间关系的研究，而研究方法也就自然可以借用符号学的结构语义分析。在物的体系中，每一种物与体系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音素与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而他写作《物体系》的目的就是对充斥于消费社会的物进行“物的结构语义系统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