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文艺批评的重要作用，要求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在讲话中，他对当下批评存在的诸多问题直言不讳，并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新的标准。此种情形下，广大文艺工作者们对批评的现状和原则的反思无疑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文艺批评对于文艺发展的重要作用 关于批评，清代袁枚这样评价，“作诗者，以诗传；说诗者，以说传。传者，传其说之是，而不必尽合于作者也。”①袁枚说，阐释或批评的语言不是重复作者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批评并非创作的附庸。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袁枚第一次肯定了文学批评独立的精神文化价值。美国文学理论家韦勒克在《20世纪文学批评的主潮》一文中总结道：“18、19世纪曾被人们称作‘批评的时代’。实际上，20世纪才最有资格享有这一称号。”②20世纪，文学批评获得了一种崭新的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意识，第一次试图与自己的分析对象也即文学作品分庭抗礼。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神话批评等潮流已经绵延至新世纪。与创作一样，批评本身就存在有价值的思想和知识结构。只不过，文艺批评的最本质的作用，还在于它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③ 对于批评，作家莫言在接受视频采访时曾直言“挺我或者批评我都是帮助”。早在1988年9月，莫言就曾与国内50多位专家学者一道聚首其老家高密，召开了为期三天的莫言作品研讨会。从莫言在听取各方批评意见后围绕“农民意识问题”、“丑的问题”、“自我拯救问题”所做的发言来看，批评的确启发了他对于自身创作的很多积极的思考。④批评家是专业的读者，除了成为作家艺术家的知音，他们还肩负着面向大众读者审美感知的开导和启迪的责任。明代袁无涯刻本《忠义水浒全书》卷首“发凡”云：“书尚点评，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⑤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成功地对“朦胧诗”予以命名。这次命名，使广大读者认识到了戴望舒和李金发的创作价值，人们开始重视诗歌意象的生成，懂得品味象征、抽象等诗歌创作手法。如此，读者的审美趣味和鉴赏能力便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提高。 此外，文艺批评通过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与评价表达出特定的价值观念与理想，会对社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譬如，恩格斯通过对巴尔扎克等一批现实主义作家作品的分析，总结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对同时代及后来的作家创作影响深远。⑥有时候，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的价值很难及时被人们了解。当代电影导演冯小刚曾抱怨过，他随便拍的电影一周卖了4个亿，认真拍的电影《一九四二》却没人看。某些媒体人辩解说，这是因为大众文化时代降临，太严肃的片子不适合大众口味。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在这些操纵着媒体这一批评重镇的早已商业化的媒体人心中，只有大众，没有文化，这也是当前文艺批评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批评家的任务便在于挖掘这些被埋没的优秀文艺作品的价值，引导大众，尽力扭转已渐扭曲的社会风尚。 二、值得当前文艺批评家反思的主要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⑦这段话除了提到前面所讲的文艺批评采用简单的商业标准这一问题之外，还概括了当前批评存在的另外两大主要问题，即“去批评化”的批评和套用西方理论。 1.“去批评化”的批评。这类批评无力履行褒贬甄别的职责，从本质上说是无效的批评，就像当前文艺圈中盛行的酷评、人情批评等。这类批评首先是简单化，不对事物的复杂性作充分认识；其次是极端个人化，文艺批评带有一定的个人色彩并不足怪，但是强烈主观色彩的评价本身会有损批评的公正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艺批评饱受市场化浪潮的冲击，在追求吸睛效果的商业化运作下，个人化和简单化的文艺批评不仅不被质疑，反而受到积极地支持乃至大力推崇。在当前文艺批评界，就不乏因类似特点而获得媒体和市场青睐的批评家。“无原则的热捧与意气的指责，不但对创作无益，而且有害。批评的核心在于切中要害，调动作家思考，推动创作，这是批评赢得作家尊重的关键。”⑧ 2.采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在市场规律的调节下，文艺批评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市场的需求纳入到批评的考量中。文艺批评需要关注市场热点，本来，批评家们合理、适度地谋求学识所能带给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倒也无可厚非。但久而久之，很大一部分批评的主体不再按照文艺规律开展批评实践，而是审时度势地依托各类大众媒介，将批评变成了充满金钱拜物精神的商品，被高薪买断的各种炒作、包装式的批评用语充斥在人们眼中。经济秩序替代了文学秩序，丧失了文化特征和审美追求的批评彻头彻尾地沦为了金钱的奴仆。除了依托大众媒介、自觉向市场靠拢的批评家外，依然还有一部分固守书斋的学院批评家。学院批评的写作与接收，尽管圈子狭小，也需参照一般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机制。他们的出路又在哪里呢？那就是：理论猎奇。 3.套用西方理论。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发展迅速且多元化，成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批评的时代。对于中国文艺界来说，这是令人耳目一新、亟待汲取的。于是中国古籍《淮南子》中“因时制宜”的规训被抛诸脑后，西方谁的理论新奇，国内就译介谁。的确，追溯历史，伟大的罗马文化是“希腊化”的结果，汉唐盛世恰恰得益于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融。但目前，国内文艺批评特别是学院批评对西方理论的套用已经达到了不加辨别的程度，这些学院批评家们以舶来的技术生搬硬套地解读文本，让自己的论述成为某种理论的注脚。叔本华在论述文学艺术时曾指出，“每一个平庸无奇的作者都试图用一幅面具来掩饰自己的自然风格”，“他们的目的是把自己的作品装饰得仿佛十分博学深邃”，⑨正是对国内当下批评界这一怪象的绝佳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