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视与倾听

——试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视听审美范式问题

作 者:

作者简介:
路文彬(1966-),男,重庆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083

原文出处: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视觉与听觉属于审美消费过程中的两种范式,前者偏重于理性,后者偏向于感性。以古希腊哲学为基准确立起来的西方形而上学正是以视觉为本位的,而中国古代老庄哲学构建起的则恰是与其截然相反的听觉中心主义传统。如此两种哲学传统直接促成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学艺术样式。但“五四”启蒙运动对于西方理性的推崇和借用,消弭了中国这种听觉范式的文学艺术品格,将其引向了视觉中心主义的道路。这一道路通向当代之后,愈走愈远,致使文学艺术严重疏镦了情感,转向欲望的无节制膨胀。文学艺术不再是丰富人们的感受,而是剥夺人们的感受,将读者训练成冷漠的“凝视”者和“窥视”者,进而遏抑住他们想象的冲动。特别是当下这个所谓“读图时代”的来临,更是表明了人们仍然还没有意识到视觉对于我们的无情剥夺。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3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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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3(2003)01-0082-06

      在H·M·麦克卢汉看来,用眼睛代替耳朵去处理和把握世界的开始,是人类告别蒙昧走向文明的标志。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就此找到了完善自身感官的可靠形式,事实情况却是恰恰相反。人类之于视觉的运用,更多的只是出于文明技术层次上的实践,视觉在此承担的也仅仅是服务于这种技术力量的被动角色。在崇尚文明的狂热激情之中,人类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日益沦落为科学技术的奴隶,让科学技术变成统治一切的无上权力。故此,眼睛对于耳朵的取代,非但没能充分调动其本身的积极因素,反而还严重遏抑了后者的本能及其生长。故此,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文明的开创对于人类的感官本能,不是丰富了,而是大大地削弱了。

      况且,就人类的感官能力而言,视觉也明显不如听觉更能激发主体的感受活力。H·M·麦克卢汉曾言:“偏重文字的受众有一个基本的特点,他们面对书籍或电影时,扮演一个非常被动的消费者角色。”[1](P203)他认为,“如与口头和听觉文化的高度敏锐的感知力比较,大多数文明人的感知力是粗糙而麻木的。其原因是,眼睛不具备耳朵那种灵敏度”。[1](P185)他相信之所以“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高雅,更富有敏锐的感知力”,其合理的解释就是中国人是“偏重耳朵的人”[1](P185)。D·M·列文针对视觉与听觉的关系问题,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引述梅斯特·艾克哈特的话说:“听可给人带来更多的东西,而看则使人失去更多的东西,哪怕就是处于看这一具体行为之中时。因此在永恒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从听的能力而非看的能力那里获得了更多的赐福。因为听这个永恒世界的能力是内在于我的,看的能力却是外在于我的;这是由于在听时我是恬静的,而在看时我则是活跃的。”[2](P32)他还进一步阐明道:“对于我们来说,闭上眼睛要比捂住耳朵容易得多。对于我们,面对所看到的依然保持距离和不动,要比面对所听到的时容易得多;我们所看到的保持在一定距离之外,而我们所听到的却渗入了我们的全身。声音不会在由自我中心的身体设置的界限前停步;但视觉的自我主体通常却能够更容易地保持住它的界限(内与外、此与彼、我与他)。听是亲近性的、参与性的、交流性的;我们总是被我们倾听到的所感染。相比之下,视觉却是间距性的,疏离性的,在空间上同呈现于眼前的东西相隔离。”[2](P32)由此可见,听要比看更接近于文学艺术的期待。也就是说,只有身处在听的状态中,我们才能更容易投入同具体文学艺术作品的交流过程当中。因为相对看来说,听所在乎的正是与对象之间相互关系的建设,它比看更能使人同对象结成亲密的联盟。

      “当我倾听他人时我也能听到自己:即在他人身上或者他人的立场上,我能够听到我自己。反之亦一样真实。当我倾听自己时我也能听到他人;在我自己身上,我能够听到他人或者他人的立场。在我自己和他人之间,存在着回声与共鸣:当它们变得能够听见时,那些携带着足够能量的极其深沉的反响将会解构由我们的自我逻辑主体性所铸成的界限和盔甲:这些反响将混合、搀杂,甚至颠倒我们的角色身份。”[2](P182)——的确,正是听觉令主体及其对象间的冰冷距离被融化了,从而为两者创造出双向交流的契机。无论如何,听是没法像距离性的看那样,与对象保持着旁观式的关系。“我们的倾听不仅仅就是一种认知能力;它同时也总是一种情感能力和激发能力。”[2](P43)它的行为同心灵密切相连。故而,它不可能像看那样让自身冷静地面对对方。在很大程度上,一旦倾听开始,便意味着倾听的主体已经投身到了对象的世界。此刻,它压根无力制止自己关怀对方的冲动。

      倾听的激情状态,令倾听这一行为本身也拥有了某些艺术性况味。为此我们有理由说,倾听较观看更能逼进文学艺术的深处,于其中搭设起尽可能广阔的共鸣空间。再则,后者又因囿于具体形象的在场,所以始终无法如前者一样,在感受对象时可以随意超越对象的制约,尽量用自己的想象去丰富甚或创造它的存在。老子云:“大象无形。”因此,对于“大象”来说,视觉是派不上用场的,惟有凭借听觉的捕捉。“大象”乃不受时空所限的真理性在场,它不但是无形的,亦是沉默的。因为无形,则拒绝了视觉的抵达;因为沉默,却为听觉提供了可能。须知,沉默并不是真正的无声,它是心灵回声的一种特殊表达,正需要主体的倾心聆听。所以,沉默的时刻根本就不是声音缺席的时刻,而恰恰是等待倾听的时刻。愈是沉默,便标示愈是要求倾听者的全身心付出。在此情状下,倾听者从来都只能坚守自己宁静而耐心的内在世界;远远不像观看者那样,常常为满足于视觉的迫切欲望显得焦躁不安。诚若让·斯塔罗宾斯基所说:“在所有的感官中,视觉是以最明显的方式听命于急切性的。”[3](P67)鉴于看的这种急切性,它往往不如听能走得更加遥远。并且,由于看的明确欲望目的,它也难以收获到除此之外更多的东西。在这方面,“凝视”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最为深刻的视觉形式:“它是一种意在重新获得并保存之的动作……注视的动作并非当场终结:它包含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冲动和非再拿回来不可的劲头儿,似乎它受到一种希望的激励,这种希望就是扩大它的发现或者重新获得正从它手中溜掉的东西。凝视具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力量,它不满足于已经给予它的东西,它等待着运动中的形式的静止,朝着休息中的面容的最轻微的颤动冲上去,它要求贴近面具后面的面孔,或者试图重新经受深度所具有的令人眩晕的蛊惑,以便重新捕捉水面上光影的变幻。”[3](P66)然而,这种攫取般的执着冲动不可能使主体意识到,在痴迷于发现表象背后的秘密时,它早已被自己的贪婪出卖了。凝视者在越发偏离表象的同时,也越发偏离了自我,即其最基本的外在感官能力被逐渐冷落直至荒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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