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3)01-0106-08 一 关于诗性智慧的概念，是维柯在其《新科学》中首先提出来的。维柯在提出这一理论后曾非常感慨地说：“为着发现在异教世界中最初的人类思维是怎样起来的，我碰上一些令人绝望的困难，我花了足足二十年光阴去钻研。我曾不得不从我们现代文明人的经过精炼的自然本性下降到远古那些野蛮人的粗野本性，这种野蛮人的本性是我们简直无法想象的，而且只有费大力才能懂得。”[1](pp.139-140)其最终结果是发现了一个关于各种语言和文字起源的共通性原则，即：“原始的诸异教民族，由于一种……本性上的必然，都是些用诗性文字来说话的诗人。这个发现，就是打开本科学的万能钥匙，它几乎花费了我的全部文学生涯的坚持不懈的钻研，因为凭我们开化人的本性，我们近代人简直无法想象到，而且要费大力才能懂得这些原始人所具有的诗的本性。”[1](p.28)由此开了现代文化人类学的先河，并为我们认识远古人类精神方式提供了一个具有魔力性质的金色的树枝。 但关于诗性智慧本身，维柯只是从多种角度阐释了它的功能，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这或许意味着它本身就是那种只能“显现”而无法“定义”的东西。在维柯关于诗性智慧的论述中，我觉得有四点看法最值得注意： 其一，从人类精神共通性的角度，所谓诗性智慧也就是一种共同的心头语言。这是人类在原始时代所具有的共同精神本源，也是人类在文明时代中能够进行相互交流的本体基础。“按照各种人类制度的本性，应有一种能用于一切民族的心头语言，以一致的方式去掌握在人类社会中行得通的那些制度的实质，并且按照这些制度在各方面所现出的许多不同的变化形态，把它（上述实质）表达出来。一些格言谚语或凡俗智慧中的公理对此提供了证明，这些格言谚语或公理在意义实质上尽管大致相同，却可以随古今民族的数目有多少，就有多少不同的表达方式。”[1](p.92)这是诗性智慧的第一特点，它具有人类的共通性，它表明各种人类文明有一个共通的实质几乎完全相同的精神起点。 其二，诗性智慧是人类最初的智慧形态。“根据人类思想史来看，玄学女神是从各异教民族之中真正人类思维开始的，终于使我们能下降（回）到诸异教民族最初创始人的那种心灵状态，浑身是强烈的感觉力和广阔的想象力。他们对运用人类心智只有一种昏暗而笨拙的潜能。正是由于这个道理，诗的真正的起源，和人们前此所想象的不仅不同而且相反，要在诗性智慧的萌芽中去寻找。这种诗性智慧，即神学诗人们的认识，对于诸异教民族来说，无疑就是世界中最初的智慧。”[1](pp.6-7)这是诗性智慧的第二个特点。抛开维柯在探索诗性智慧时所借助的种种今天看来已有些古怪的思维方式与一些晦涩概念不论，这里所谓“强烈的感觉和广阔的想象力”、“昏暗而笨拙的潜能”等，与其后的文化人类学对原始思维的描述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里所谓的玄学女神、神学诗人，也都可以看作是原始时代的宗教崇拜或执掌原始宗教活动的巫师。 其三，人类文化的第一个形态是诗性文化。以这种诗性智慧为精神方式的实践活动，在把这一整套内在意象运用于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也就同时创造了一种与文明时代完全不同的原始文化体系，这就是所谓的诗性文化。“古代人的智慧就是神学诗人们的智慧，神学诗人们无疑就是异教世界的最初的哲人们，又因为一切事物在起源时一定都是粗糙的，因为这一切理由，我们就必须把诗性智慧的起源追溯到一种粗糙的玄学。从这种粗糙的玄学，就像从一个躯干派生了肢体一样，从一肢派生出逻辑学，伦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全是诗性的；从另一肢派生出物理学，这是宇宙学和天文学的母亲，天文学又向它的两个女儿，即时历学和地理学，提供确凿可凭的证据——这一切也全是诗性的。”[1](p.155) 其四，事物的起源决定了本质，“本卷从头到尾都将显示出：诗人们首先凭凡俗智慧感觉到的有多少，后来哲学家们凭玄奥智慧来理解的也就有多少，所以诗人们可以说就是人类的感官，而哲学家们就是人类的理智。”[1](p.152)也就是说，人类今天的精神形态，完全可以从诗性智慧中找到根源。后来的雅斯贝斯在论述轴心期的历史辐射力之时，也吸取了这种思想，即认为人类文明的动力，总是来自于其在轴心期时代的创造性成果。 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维柯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显然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人们摆脱文明中心论，重新认识人类最初的生活世界，更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两百多年的风雨沧桑过去，它也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首先，在各种人文科学都获得长足发展的今天，他天才般的远见卓识也就不可能不显得有些粗糙和简陋。所以他所提出的那些极富创造性的观念，诸如诗性智慧、诗性文化也都必须根据现代知识来加以校正和深入阐释。例如它们都可根据现代文化人类学对原始思维和野蛮人生活方式的研究，获得其更准确、严密的本体内涵。其次是《新科学》本身对史前文明的“精神特征”注意不够，这本来也是一切旧考古学的通病[2]。在这方面，则非常有必要借助各门现代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心理学、美学、古代文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之进行必要的补充和现代性阐释，使历史研究获有一种诗性和生命感。再次，它也是本文最重要的研究课题，即：维柯虽然提出了诗性文化观念，并且建立了“起源决定本质”的方法论，但由于局限于西方人的历史经验和视野，所以并未阐释诗性文化在人类历史中的历史发生与具体存在方式，这其中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受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在维柯那里仍有比较明显的文明中心论色彩，例如他把诗性智慧看作是“粗糙的玄学”、“粗野本性”等等，这就不可能正确阐释诗性智慧的本体内涵；二是西方诗性文化本身不够典范，由于西方文明在其青铜时代采用的是一种断裂性演进方式，所以它在原始时代与文明时代之间开掘了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这直接导致了维柯本人的一个巨大的颠倒行为，即把轴心时代的已经变形的、瓦解的诗性智慧（荷马史诗），当作了“诗性智慧的萌芽”。这一失误虽是受其语境所限而不可避免，但其所产生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它直接导致了人们把诗性智慧当做理性思维的初级阶段，或感性认识阶段，从而将诗性智慧本身的存在问题，深深地遮蔽起来。由此看来，重新阐释诗性智慧的本体内涵，首先就要从这两个方面的批判入手，但需要提醒的是：仅仅屏弃文明中心论这先入之见仍是不够的，这也是大多数现代学者已经注意到的；还必须以一种更为典范的诗性文化为研究对象，才能真正使我们的理论思维触及到诗性智慧的存在本身。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谈到其他工作的意义性。进而言之，如果说它已不再存在，那么就应该从连续性文明的历史考察中揭示其走向灭亡的各种具体环节；如果说它仍然存在，那么就更应该在连续性文明的历史结构中显现其漫长曲折的历史征途，以及阐释它的存在结构与现实意义。因此从何种意义上对诗性智慧进行解释，其权力不可能在西方人手中或西方文明的有效视野之内，而本文正是接着这个话题来继续探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