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国发生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侵等——对中华民族心理产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出于一种可能“亡国灭种”的深重的民族危机感，一部分较早觉悟的中国人开始思考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生了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启蒙与文学启蒙运动。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意识到思相启蒙与文学启蒙运动。粱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意识到思想启蒙对于政治革命的极端重要性，提出“新民”说，并将目光投向了文学，希图将文学作为“新民”之利器（“欲新—国之民，不可不先新—国之小说”）。稍后，鲁迅更明确地提出“立人”的主张，在1908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一文中鲁迅指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梁启超、鲁迅等人的主张，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某些精神是相通的，因为如同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所指出的，“文艺复兴”的精髓在于人的创造精神。当人从睡眠状态觉醒，开始强调表现自己，并真正成为精神的个体时，笼罩意大利的，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纱幕便在欧洲最先消散，而正是她的创造精神赢得了整个欧洲。 就因为如此，胡适始终坚持着一种看法：以新文化运动为形式的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新文化运动是一次“中国文艺复兴”。他在《胡适的自传》中指出，中西双方（两个“文艺复兴”运动）“有一项极其相似之点，那便是一种对人类（男人和女人）一种解放的要求。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欧洲‘文艺复兴’是个真正的大解放时代。个人开始抬起头来，主宰了他自己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维护了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胡适的自传》）这一段话倒是颇有见地。但胡适在对二者加以比较时，忽略了两个“文艺复兴”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坚实的根基（物质的和思想的），充沛的理性精神的底气。这两个前提在20世纪初的中国尚不具备。那时，我们既无足以支撑“文艺复兴”的物质经济基础和社会思想基础，也缺少足以引导“文艺复兴”走向实现的人文理性和人文精神。所以，仅仅过了几年，到20年代前期，轰轰烈烈的思想和文学启蒙便开始退潮。而启蒙运动的领袖与中坚分子，如鲁迅所言，“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已经布不成阵了。 从百年中国的角度反思，中国的“文艺复兴”之不能在20世纪实现，当然还有更复杂的原因。有学者曾指出，晚清以降，现代化主题是在个人觉醒和民族振兴这两条基本脉络中交替发展与演进的。同样，中国新文学、新文艺的发展，也始终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毛泽东曾说，“‘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民又先后经历了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朝鲜战争、大规模经济建设，也经历了在极左思潮控制下的若干次政治运动，包括对国家生产力和国民精神建构形成巨大破坏的反右和反右倾运动、大跃进和人发公社化运动，以至险些导致国民经济和国民信仰发生崩溃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并经历了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才获得了一个较长时期比较稳定的发展机会。 欧洲“文艺复兴”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状态等因素相互作用和全面发生转折的结果。凡是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出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能够为文学艺术和其它上层建筑提供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要求上层建筑为新的已经改变的生活提供理论支持。应当说，“文艺复兴”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是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发生全面转折的概括。21世纪初正是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开始。因为自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为“文艺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精神基础：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不仅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从而使中国人民开始在物质上进入小康社会；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拥有了当家做主的权利，以及宽松清明的可以潜心搞科技文化艺术的氛围、环境，拥有了关注人的成长，提高人的全面素质的种种条件。显然，实现以提高人的素质和民族的素质为目标之一的中华民族的伟大“文艺复兴”已经成为时代赋予21世纪初的中国人民的光荣使命。 江泽民在文联第七次、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发展和繁荣先进文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使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征程中，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没有坚定的民族志向，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江泽民的教导与鲁迅等人的“立人”主张一样，都是要通过改变中国人的灵魂来振奋民族精神、重铸中华民族辉煌。因而，在新世纪到来，中国人民迈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步伐的时候，学习江泽民的谆谆教导，总结一个多世纪以来先辈们在发掘与高扬民族精神中所作的伟大而悲壮的努力，我们就更加应该肩负起我们这一代人应负的责任，开拓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推动和实现能够“立人”，能够振奋民族精神，能够重铸中华民族辉煌的“中华文艺复兴”，以完成鲁迅先生等先辈未尽的伟大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