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批评理论实现语言学转向之后，文学话语的构成、特性、意义等逐渐占据了文学理论关注的焦点地位。由之而来的是语境概念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因为话语问题的解决必然与语境概念发生直接的联系。在近年来国内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我们常常见到以“语境”为导入性概念的命题文章，诸如“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发展趋向”、“后现代语境中的中国文学批评”，等等。这种现象说明，国内学人已清楚地意识到语境在话语活动中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我们的文学理论的基础大都建立在社会学、美学或文化学之上，语言学的视界或阐释策略并未成为普遍的学术支撑体系，因而在许多理论或批评论著中，语境概念尚停留在笼统的借用状态，并没有得到清晰的梳理和澄清，尤其是对区别于日常语言或科学语言的文学话语的语境特性，更是缺乏针对性的考辨。 语言学转向后，我们的文学理论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即，当我们放弃了用传统的社会历史外因去界定文学话语的意义时，我们怎样理解文学话语的含义？语言学的阐释策略并不能回避文学话语的意义问题，它回避的只是社会学的那种指称论的意义阐释方式。而当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把文学话语活动当作一种语言交流活动时，界定这种话语活动的意义就不能不关涉到语境对交流的作用。 在20世纪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中，意义论一直是一个核心课题。在罗素那里，有意义的表达式必然指称某种事实，表达式和事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否则该表达式就没有意义。这种逻辑原子论的观点也是罗素攻击传统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起点。与罗素一样，石里克也认为“可实证性”是语言表达式是否有意义的准则。罗素和石里克的指称论实际上排斥了语用学在意义问题上的作用，因为他们不承认语言表达式的意义会受制于语言活动的具体情景，语境不能影响到表达式的意义。维特根斯坦放弃语言图画说之后，开始从语用学的角度考察话语活动的意义。游戏概念取代了图画概念，语言表达式的意义被认为来自于语言的使用方式。因而话语活动发生时的情景必然对话语的意义起到定义作用。在分析哲学和言语行为理论中，语境与话语意义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语言的意义在于用法，语言的用法取决于情景，于是语境定义得到了承认。 实际上，从语境出发阐释文本意义的批评方法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比如国内的红学，对作者身世的细致考察实际上也是在研究作品话语发生的情景。英美新批评，也被莫瑞·克里格称为“语境批评”（注：克里格：《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但是，红学考察的语境与克里格评述兰色姆等人理论时所用的“语境”是有区别的。汉语中“语境”一词较多地包含着话语发生时的外在因素，而英语中的“context”一词却意味着文本内的“上下文”关系。最早提出语境概念的是马林诺夫斯基，1923年他在给奥格登和瑞恰兹的《意义的意义》撰写的附录中使用了“context of situation”这一短语。到1950年，伦敦功能学派的创始人弗斯看到了context含义上的复杂性，提出不仅上下文是context，语言活动时的社会生活情景也是context。伦敦功能学派的另一个人物哈里迪则用“语域”一词来统摄语境的几重含义，他认为话语活动的“方式”、“场景”、“交际者”构成了语域的内容。瑞典学者奥尔伍德等人的《语言学中的逻辑》一书，把上下文和外围情景分别称为内涵语境与外延语境。近年来出现的以语境为导入性概念的文章，大都是在“外围情景”意义上使用语境术语的。 最早将语境概念引入文学理论的是英美新批评。瑞恰兹在1936年的《修辞哲学》中把语境的上下文涵义扩充为“与我们诠释某个词有关的一切事情”（注：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5页。），而词语的意义则是“语境中没有出现的部分”。瑞恰兹对语境的阐述尚有几分模糊。1949年，布鲁克斯用反讽(irony)来定义诗歌语言的性质并提出反讽的特征在于“承担语境的压力”。对于布鲁克斯来说，语境即词语的涵义和用法的通则，它们限定着词语的意义范围，而诗歌语言的独创性涵义和用法却反抗着语境（注：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0-350页。）。瑞恰兹和布鲁克斯在使用语境概念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作为语义学家的瑞恰兹注重语境的交流情景因素，而作为诗学家的布鲁克斯则偏向词语的元语言规定性。 国内较早专门研究语境问题的学者王建平在《语言交际的艺术——语境的逻辑功能》一书中对语境问题作了详尽的讨论。他是这样定义语境概念的：“所谓语境因素，指的是交际过程中语言表达式表达某种意义时所依赖的各种时间、地点、场合、话题、交际者的身份、地位、心理背景、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交际目的、交际方式、交际内容及所涉及到的对象以及各种与语言表达式同时出现的非语言指号（如姿态、表情等等）。语境的因素是无限的。”（注：王建平：《语言交际的艺术——语境的逻辑功能》，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按王建平的意思，与话语活动相关且对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发生影响的所有因素都属于语境。日本学者西槙光正也认为“人类本身的一切也就都可能成为语言的环境。”（注：西槙光正编《语境研究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这种观点在语言学界比较普及。王建平在其著作中对语境作了非常详细的分类描述，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他关于言辞内语境与言辞外语境的区分。前者类似于context的英文本意，即文本内的上下文关系，后者指文本话语之外的交流情景。 语言学界流行的关于语境的主要看法还有关于大语境、中语境、小语境的区分。这种区分对语境研究只是提供了一种策略上的便利，其学理意义并不大。 对于文学话语的研究来说，详尽地分类罗列语境因素不可能带来理论的深化，重要的是解决这样几个问题：其一，对话语意义起决定作用的语境是由哪些主要因素构成的；其二，相比日常语言，文学话语的语境由哪些特有的因素构成；其三，文学话语与语境的关系有何特性。如果解决了这几个问题，那么我们就能够从语境定义的角度为文学话语的意义阐释建立一套确定性的观测坐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