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由罗中立的《父亲》谈起 在艺术品和艺术家之间，我们一般都会划上等号，即艺术品完全是由艺术家凭借一己之力创作的。比如，罗中立的《父亲》完全是作为画家的罗中立一人所为，它的一切细节都体现了作者的天赋、敏感和艺术水准。但是，这种分析却有不足之处。因为通过各种研究可以发现，在这幅画最终成型的背后还有其他各种人物的介入，他们的行动影响了作品最终的美学风貌。 首先是这幅作品的命名。罗中立讲述了这个过程： 开始，我画了收粪的农民，以后又画成一个当巴山老赤卫队员的农民，最后才画了《我的父亲》，开始画的名字是“粒粒皆辛苦”，后来，一位老师提议改成《我的父亲》，这时，我顿时感到把我的全部想法和情感都说出来了。①而作品的名字之所以从“我的父亲”最后改成了“父亲”，也是其他人的建议。有论者说： 罗中立的《我的父亲》通过了当时四川省美协的评审，被送往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据说当时的评委吴冠中认为，作品表现的人物完全是我们上一代的父亲形象的一个概括。用“我的”太小了，应该把“我的”去掉，直接用《父亲》，就代表父亲那一代。因而《我的父亲》就这样变成了《父亲》。②丹托曾通过对老布鲁盖尔的《有伊卡鲁斯坠落的风景》一幅画的论述，说明“命名”对艺术品的重要性。丹托设想了这幅画的其他各种命名，如《海边拉犁农夫》、《风景第12号》、《陆地和海洋上的劳作》、《工作与休闲》、《船队出发》等，每一次重新命名都使得表面上毫无变化的画作在意义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丹托看来，标题“指引着解释的方向”③。对罗中立的《父亲》而言，我想亦是如此。 其次，画面中“父亲”耳朵后面的那支圆珠笔也成了一个焦点。对此，以往的研究中多有提及。研究中国美术史的西方学者兼收藏家苏利文(Michael Sullivan)告诉我们，这支圆珠笔并不是罗中立自己的主意：“在四川美协主席李少言的坚持下，罗中立在那位老农的耳朵后面加上了一支圆珠笔，表示老农是现代的、受过教育的、甚至是富裕的。”④而在现实中，罗中立遇到的这位父亲可不是这样的，苏利文说： 罗中立自己描述了他是如何在1975年偶然遇到这位农民的。当时这位农民正看着一个粪坑，那是用来浇灌自家贫瘠的一小块土地的肥料。“他用农民特有的姿势，将扁担竖在粪池坑边的墙上，身体靠在上面，双手放在袖里，麻木、呆滞、默默无声地叼着一只旱烟”。罗中立被他的形象感动了。⑤通过这幅画作的命名过程和这支圆珠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幅画的创作过程中，并非只有画家一人在做出选择，其他很多人的行动也在影响着画家的选择。根据罗中立的自述，“我的父亲”的命名对于这幅画作有着升华的作用，而根据吴冠中的看法，将它最终命名为“父亲”，它的代表性更强了。但这无疑不是罗中立一人之功。而那支圆珠笔对整幅画作而言也确实算是个败笔。诗人公刘就曾写了《读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一诗，他质问：“是谁把这支圆珠笔，强夹在你的左耳轮？！”并说：“整个的展览大厅，全体的男女人群，都在默默地呼喊：快扔掉它！扔掉那廉价的装饰品！”⑥诗人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种不和谐绝非罗中立本人之过。由此可以看出，艺术家和艺术品之间也许并不能简单画上等号；艺术品并非仅凭艺术家一人之力所创作的，其他各种角色也参与其中并对艺术家的选择产生了影响。艺术是一种集体活动，这正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S.Becker)的艺术社会学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美国艺术社会学的兴起 回顾艺术社会学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这门学科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而社会学则早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就已经兴盛起来。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学家都忽略了艺术⑦。这是为什么呢？就美国而言，学者维拉·佐伯格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美国人眼中艺术并不重要，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社会学家和大部分美国人一样，并不看重艺术，也不对它进行研究⑧；另一方面，社会学自身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社会学家似乎天然地敌视艺术。在社会学学科化的过程中，为了获得自身的独立地位，它把对科学的追求推崇到了极致⑨。这种科学化的模式被看作是社会学的核心所在。“二战”之后，为了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美国政府的财政拨款也更加偏向科学研究，这也影响并加剧了社会学的科学化和实证化倾向。这种唯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依赖于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在20世纪50、60年代，这种倾向达到了巅峰状态，排斥定性研究和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佐伯格说：“他们关注的是适合它们技术的研究对象，相对而言，他们对文化中的宗教、象征、语言以及其他方面都不甚关注，除非这些话题可以转化为实证主义传统中可操作的单位。”⑩由此可以看出，艺术并不重要，社会学自身是科学化和实证化的，这都使得社会学家的确很少关注艺术。此后，社会学家之所以开始关注艺术，首先，显然是与艺术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有关。一旦艺术在市场上获得热捧，情况就自然会发生改变。佐伯格说：“当凡·高的一幅画卖出5400万美元时，艺术就变成严肃的事情了。现在，艺术被这个国家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11)其次，这也与社会学潮流的转变紧密相关：“美国社会学已经稍稍摆脱了对科学模式的依赖。社会学家现在更加注重人文学科的研究路径，如历史的、民族志的和其他定性研究方法。”(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