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后现代知识观念认为，所有族群的知识体系包括科学、叙述和灵感三种，①其中叙述知识是一个族群知识存在和传承的精神之所。经过近20年的现代性反思，文学研究迎来了影响深远的人类学转向。重新审视现代性背景中的思想启蒙，寻找失落的人类文化大传统，我们发现，人类学诗学视野下，叙述成为人类禳灾、疗救和恢复意义的重要手段。心理叙事学家马里萨·博尔托卢西和彼得·狄克逊认为：“实际上，叙事以非此即彼的形式充斥着我们的社会及社会经验的所有方面。叙事形式普遍地存在于文学语境、对生活事件的回忆、历史文献和教材、对数据的科学解释、政治演讲、日常对话之中。”②谣言、流言、神话、民间故事、历史等叙述也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人类叙述知识的组成成分。从后现代知识观念出发，我们的视野就会走出仅以叙述“真假”甄别谣言的窠臼，发现这一集体行为背后的深层动力机制。 把谣言和流言的分野界定在是否虚构这一点上，虽然给政府舆情控制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甄别控制谣言的标准，但也把谣言问题简单化。虚构与真相只是一个结果判断。在焦虑心态支配下，人们主观上急于改变叙述不充分的状态，群体中的个体如果知道某一种叙述为虚假陈述，其传谣的动机只能解释为有“造谣惑众”的先天偏好。正因为如此，谣言研究中最典型、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如何滋生并弥漫性扩散、变异，再到逐渐消失的传播过程。谣言在传播过程中发生转移或偏向，而“转移”或“偏向”是由听传者共同完成的。它具有明显的历史传统、现实境遇等意识形态属性。因此，谣言的界定应着眼于其叙述、传播、变异本身。谣言研究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和风险管控压力，容易使学者从动机角度区分谣言与流言，但这种区分现实操作难度大，也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二、谣言的本质是文学人类学意义下的叙述，虚构与否不是谣言和流言的分水岭 谣言是伴随着人类历史存在的广义叙述的遗留物，其产生和人类的想象、叙述、求证能力相适应。文化传统中的口头叙述传统是人类文化分蘖之根，大传统视野下的叙述区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前文字的口头叙述传统；二是与文字书写传统并行的口头叙述。尽管互联网压缩了谣言叙述历时性变形转换的时空，但其核心特点依然是口头形态，前文字时代开始的口耳相传的“歌谣”是谣言的“前世”，“没有事实根据的传闻”是谣言的今生。这一点从目前《词源》、《辞海》、《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的义项就能看出端倪。③ 就像福柯探讨“精神病”生产史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是医疗技术催生了“精神病人”。“谣言”语词意义生成也大致如此。信仰时代王权对信息的获取都需倚重“世界最古老的传媒”谣言。听谣、采诗、祝祷、告神之类的日常叙述活动，都是口传时代考查社会治理合法性的高级证据。儒家继承这一知识传统：“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④由于叙述媒介及证伪技术的局限，人类早期的以“谣言”形式存在的信息传递本身就难辨真伪，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辞海》在“谣言”条下，定义“谣言”为“民间流行的歌谣或谚语”。⑤ 纵观信息传递的历史，真伪分野的知识传统产生于19世纪。在此之前，包括历史也被认为是广义叙事。20世纪，对于历史表述的科学性，瓦莱里(Valery)、海德格尔(Heidegger)、萨特(Sartre)、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米歇尔·福柯(Foucault)都持怀疑态度，直到新历史主义者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把历史事实和历史表述区分开来。在怀特看来，历史文本表现为历史叙述，对历史的理解和连缀就使历史具有了一种叙述话语结构，这一结构的深层内容是诗学。谣言和流言的区别一样超越了虚构与事实的分野，区别主要体现在内容、发生语境和传播情境等方面。当谣言作为集体意识表现出来的时候，它鲜明却又隐讳地透露出所针对的对象，整个传播过程就在这种透露中不断完型自己的叙述结构。⑥ 国内有学者以动机“恶意”、“故意”与否来区分谣言和流言。⑦卡普费雷在总结了汗牛充栋的谣言研究成果后早已直言不讳地告诫那些对谣言持有偏见的人：“我们已经证明这种负面观念是站不住脚的。一方面，它把对谣言的理解引上了一条死胡同……另一方面，这一观念似乎是由一心想教训人和教条的想法所驱使。”⑧ 首先，流言和谣言伴随着人类历史，事实和虚构的判断却经历了一个由口头传播到书写传播两个阶段的意义迁转。在传播史上，信息以口耳相传的传播历史远远长于白纸黑字的书写传播。从有历史记载到春秋时期：《书·周书·金縢》、《诗·大雅·荡》、《礼记·儒行》都只有“流言”一词，而早期“谣”和“言”连用又独立成词，“谣”(1)指“无音乐伴奏的歌唱”，(2)指“民间流传评议时政的歌谣、谚语”。⑨《南史·梁武帝纪》中有“诏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访贤举滞”。⑩“谣言”并非贬义。考察两个词语在早期典籍中的记载，不难发现：从中性词“流言”到今天贬义的“谣言”，有一个从口头传统向书写传统演变过程中的“层累构成”和意义的扭转。书写的话语霸权强调“白纸黑字”的实证，对口耳相传时代以“谣”为主的传播贬损并使之边缘化和“污名化”。此后口耳相传的信息传递成为不可靠信息的代名词，难登大雅之堂。从传播史看，人类从倚重口头大传统的“有口皆碑”到倚重书写小传统的“树碑立传”，话语诉求发生根本变化。口头传统倚重口述及其信用，尊重“述而不作”(孔子、老子、耶稣、苏格拉底、佛陀等)的人文主义传统。书写小传统兴起后，这一传统遭受质疑，不得不靠自证清白的“证伪体系”。最终，新兴的小传统借助于文字暴力丑化、妖魔化口头大传统，攫得了话语权力。因之，“谣言”也由周礼以来儒家的“察谣听政”的知识传统，演变为执政者竭力妖魔化的“造谣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