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95年的文坛可谓景象万千、热闹非凡，甚至“狼烟”四起、人声鼎沸。各路兵马摇旗呐喊、旗号林立。文坛真的成了战场，不过这次是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内部的“窝里斗”，官方与民间显得相对超然，颇有“坐山观虎斗”之势。 在各路新旧兵马的各色旗号中，“道德理想主义”似乎最为耀眼夺目。在它的麾下，聚集了当今文坛的众多骁将及各种标语口号。其中引人注目的，有人称文坛“二张”的张承志、张炜；有以上海中青年学者为主的人文精神寻思者；也有以北京大学当代文学批评群体为核心的理想主义者。这一汇集了创作界、理论界、批评界老秀新秀诸多队伍的大军，阵营不可谓不浩大，而他们所标举的理想主义大旗，在当今这个被认为是理想丧失、道德堕落、人文滑坡、人欲横流、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的中国，其感召力也不可谓不强盛。 可见，道德理想主义思潮的异军突起，自有其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语境与社会心理基础。中国社会文化正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空前深刻甚至空前残酷的转型时期，这种发自社会存在深处的转型，必然使原先维护社会文化秩序的道德规范、伦理法则极大地失去其中心化、一体化的整合功能，而它在人们的心里所造成的最大的冲击，可能就是所谓的道德沦丧。这里既有真实的被恩格斯称为推动历史前进杠杆的恶，也有用以抗拒合理的历史进步、作为心理防御机制的心造的、虚构的“恶”。这样，作为针对当前的文化道德震荡而出现的道德理想主义，就既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可能出现的误区。 道德理想主义作为一种“主义”，与通常所谓的道德理想有着质的不同。当我们在“道德理想”这一名词后面加上“主义”这个后缀的时候，我们已经赋予前者以一种特殊的价值，一种神圣的光环，它已经从一普通名词上升为一种信仰。正象“理性主义”不同于理性、“非理性主义”不同于非理性、“科学主义”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不同于社会，“道德理想主义”也不同于道德理想。与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道德理想主义一样，当今中国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把道德理想当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而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道德状况则被认为是评价该社会的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这即是在社会历史评价时的道德优先性原则。从中国古代老庄的道德理想主义，到西方近代卢梭的道德理想主义，直至当今中国张承志等人的道德理想主义，无一不是从这样一种道德优先性原则出发评价社会，并走向对历史进步的激烈否定；其次，这里的理想不是指向一种合理的政治或经济建制，不是指向一种理想的社会存在或人的物质生存状态，而是指向一种道德状态或对一种理想化的道德价值、人格操持的坚守；再次，道德理想主义的道德是一种(至少是在其名称上看）理想化的道德，不是日常生活的准则，不是着眼于建构一种切实可行的用以规范普通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的社会性道德，而是把目标指向一种高标准的、超越的、准宗教化的道德，它是以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与否定为起点的，其目的则是建立一种所谓的“终极关怀”“终极价值”。 2 道德理想主义的误区正是体现在这里。道德理想诚然可以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可欲的一个标准，一个必不可少的标准，但它却不能也不应成为唯一的或最主要的标准。当我们在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可欲的时候，我们应当建构一种综合的、多元的标准，要看到它的经济状况、政治制度、物质生活水平，当然还有道德水准。否则就会导致评判标准的一元化、绝对化。联系中国当前的现实而言，唯道德的价值取向只会使人忽视以至全面否定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其核心表现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政治社会转向市民社会、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包括道德）方面的巨大的历史性进步，以至于自觉不自觉地走向对原来那种只要红不要专、只要草不要苗的时代、对一体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留恋。其极端化的发展甚至主张什么红卫兵运动除了血统论以外全是正确的。这位论者竟然没有想到血统论正是原来的体制的必然伴随物，而原来的体制又是建立在一种堂而皇之的、崇高伟大的理想(说这种理想是“伪理想”只是今人历史反思的结果，当时没有人认识到它的“伪”）之上。 因此，道德理想主义的唯道德的价值取向在今天已经表现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否定与拒绝。凡是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关的几乎一切价值取向都受到张承志与张炜的拒绝与批判。如科学技术、世俗化、物质富裕、城市化、工业化等等。在这二张的小说与散文随笔中，处处可以看到以古代抵抗当代、以贫困抵抗富裕，以乡村(以及沙漠、草原）抵抗城市、以农业抵抗工业、以宗教或准宗教抵抗世俗生活的战斗者的姿态。(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对现代化的抵抗在道德理想主义者那里表现得不尽一致，如在韩少功那儿更多地表现为哲学批判，而在二张那儿则更多地属于社会与政治批判，后者的危险性更大）。张炜明确宣称：“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不如再贫穷一点，那样大家也不会被坏人气成这样。大家都没有安全感，拥挤、掠夺、盗窃、坏人横行无阻……大多数人被欺负得奄奄一息的那一天，‘现代化’来了也白来，我可不愿这样等待。”（《文学是生命的呼唤》）这里，张炜的气愤并不是全无道理，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尤其是在道德方面）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是，这种道德的负面效应是否象他估计的那么严重以至于连现代化也不想要了，而且现代化以前的道德水平是否就真的那么好，贫穷是否就真的是“清洁”的同义语？我相信，除极少数圣人以外，大多数人在饿着肚子的时候道德是很难清洁到哪儿去的。这完全合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也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也相信，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的东西，只有通过更高程度的现代化而不是退回到前现代才能克服。更何况现在最令人痛恨的许多不道德行为（如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公款吃喝、强迫嫖娼）决不是现代化带来的，毋宁说是前现代恶习的“借尸还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