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及其话语的腐败

作 者:

作者简介:
孙绍振(1936-),男,上海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4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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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文学评论腐败,令人痛心疾首。它使文学评论失去可信性。很大一部分的文学评论早巳脱离了广大读者,变成了台里的喝彩。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所谓“版面费评论”。这是专业评论刊物内部体制的腐败的毒瘤。哪怕是一部极其幼稚、粗糙的作品,只要付出一定数量的版面费(实际上是变相的、体制化了贿赂),吹捧的文章也会堂而皇之地刊出。评论作者常常是精心物色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指定评论作者,也就限定了评论者的观点,这本身就注定评论失去了客观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在地方性的专业刊物上,而是经常地发生在全国性的刊物,如《文艺报》《人民文学》这样的刊物上。这是因为出资的一方,并不以地方刊物的影响为满足,而是以中央级的权威为目标。

      应该说明的是:许多被这些权威刊物推出来的作者和作品,并非都是下品,但是一旦与金钱排上了钩,就很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评论的名声败坏了,即使有才气的新进作者,也难以通过这样的评论得到读者的信任。

      但是,由于这类的权威,这种指定评论家的运作方式,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奉行的模式,很容易造成一种印象: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种模式被广泛接受,逐渐就变为一种潜在的常规。

      正是这种常规,掩盖了贿赂的性质,使这种胡乱吹捧的评论具有了话语的霸权。

      和这种模式近似的,是所谓的“研讨会评论”。这种研讨会评论和“版面费评”在操作上有所不同,版面费评论是个别运作的,而研讨会评论则是以组织的名义进行的。堂而皇之地发请柬,与会的都是知名评论家。但是,名为研讨,实质上,不同的评论家,慷慨陈词,只有一种声音,没有不同的意见,充斥会场的是一片溢美的赞扬之声。其奥妙在于,所有参与者,均有为数不菲的“车马费”,这是半公开的红包。和版面费评论一样,这样的运作,也大多发生在中心城市,由比较权威的刊物主持。据云,知名评论家,有时一天要赶几场这样的研讨会。作品根本来不及看,但是,吃人的东西嘴软,拿人家的东西手软,研讨变质为吹捧会就是必然的了。这种恶劣作风,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对梁凤仪的所谓“财经小说”的廉价赞扬。由此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已蔚为风气,成为另一种模式,往往是由大款出资,或者通过权力募集、摊派经费。

      这两种模式在操作上虽然有所不同,但本质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运作中,有时,还有一点羞羞答答,而在内部策划中,则有赤裸裸的金钱交易,陷入这种层次,道德底线的降低,是不可能避免的,久而久之,潜移默化,可能就是沦落的问题了。

      所有这些文学批评,虽然能够热闹一时,但是,在作品的鼓吹者和作者看来,都有一个缺点,不管你请来多少知名评论家,影响毕竟很小,会上热热闹闹,会外冷冷清清,所造声势,如过眼烟云,不可能给广大读者留下多少印象,难以为作者营造名声。为了扩大影响和知名度,研讨会批评,往往和另外一种形式的批评结合起来。这就是所谓“传媒批评”。这种批评和学理性批评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毫无严肃性,要害在于抓住一点刺激性的新闻,不及其余,在大众传媒上营造轰动效应,耸人听闻,从而扩大发行量和收视率。只要城市晚报、电视屏幕,充斥着此类新闻,就算达到了目的。其结果是传媒批评和文化明星的生活琐事的炒作合谋。其极端者,可以余秋雨和《上海宝贝》作者卫慧为代表,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炒作中,几乎放弃了对于文本的分析,尤其是对于余秋雨的散文的历史性成就,几乎还没有来得及认真的分析,炒作的潮流就过去了。但是,传媒却从中获得了商业化的利益。

      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传媒批评是最商业化的,也是最不负责任、最腐败的批评。

      传媒批评的盛行,和炒作的市场价值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是宿命的。在文化产品最为商业化的美国就有例外,《纽约时报》的读书版,每周一次,几十页,就很严肃,享有权威性。在人家的操作模式中,作者是无权指定评论者的,编辑倒是有权选择资深的阅读者和撰稿人,但是,他并不是只给指定的书籍,而给于许多书籍,这就排除了对某一作者的特殊关顾,同时,作者完全有自由确定自己的观念,这是编辑无权干预的。

      “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是毛泽东的名言,正直的评论,不管是褒是贬,都是在大量阅读中进行选择的结果,没有选择,就谈不上评价。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但是,版面费评论和研讨会评论,从一开始就剥夺了评论作者选择的自由,其次,孤立地评论作品,离开了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历史水准,失去了比较的准绳,只能降低视点,把作品人为地抬高,制造假象。而对于水平很高的作品,又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加以极其苛刻的挑剔。

      大量的文学评论就这样堕落为商业广告,可悲的是,只是低级的广告,空虚的赞美和无限的拔高,一眼可以看出其的假冒伪劣。编辑部内部的腐败机制跟商业化的炒作合谋,形成恶性循环。近来每年年初,都要出现一批某某年度“最佳散文”“最佳小说”“最佳随笔”“最佳童话”“最佳寓言”。所谓“最佳”并未经过任何评选,本就令人怀疑,可是偏偏又有数家出版社同时出版“年度最佳”,不同出版社的“最佳”,所选篇目又相去甚远,那些主编多少会写一些文学评论文章,有些还是挺活跃的,这就不但损害了文学评论家的声誉,而且连广告的声誉也损害了。几个系列的“最佳”的发行量并不高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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