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必然要超越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基本框架大概是无人置疑的，同样没有疑问的是，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也并不意味着以牺牲人类社会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念作为必要的代价。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当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失去了尺度的有效性之后，社会便出现了文化层面的价值观念的缺失。所谓“人文精神”、“价值重建”、“理想精神”等问题的指出，也正是在社会价值观念出现缺失的背景下提出的。 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是否值得维护或坚持已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是，当现代社会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动力促进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它给道德伦理、价值观念的讨论或思考留下了多少空间。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谈到什么是现代化时指出：“我们把现代化视作各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下业已经历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业已实现现代化的社会，其经验表明，最好把现代化看作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因此，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物质的极大丰富、政治的高度民主，同时也意味着文化精神的高度文明。后者也许要更为复杂艰难得多。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弗罗姆才提出了“健全社会”的猜想、马里坦才提出了“永恒利益”的准则和“共同善”的新秩序。当然，无论是弗罗姆还是马里坦，都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反现代”的“现代性”言说，事实上他们正是经阅了现代化带来极大的物质利益的同时，也目击了道德、价值、精神危机的恶果。一切都丧失了尺度和标准，各行其是和自以为是使每个个体都难以获得自我确证，孤独和绝望正是在普遍意义丧失之后出现的。 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对“人文精神”、“价值重建”等命题的提出持以理解和同情。因为它们毕竟体现了在人文环境不容乐观的处境下知识分子传统的忧患意识。他们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但我对其间显示的“一体化”倾向或大而无当的空泛呼吁仍存有疑义。所谓“一体化”倾向，是指试图以统一的观念从整体上全面解决问题的动机。这一出发点是能够理解的，但历史经验表明：“一体化”的霸权性和精神统治的后果是可怕的，它很可能扭曲为新的精神压抑力量，从而失去健康的、多元的价值观念取向。因此，从本质上说，这样的思想方式并没有超出原有的传统价值观念“一体化”的思考框架，忽视了“一体化”的负面效应，忽视了它可能成为中心意识形态表意形式的危险；另外一点值得我们考虑的是，“人文精神”蕴含着什么样的具体内容，它可靠的生长点在哪里。我们从哪里去寻找“重建”或“再造”的思想资源。无法回答上述问题，“重建”就会流于空泛并失去可能性。 于是我想到，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建也好，再造也好，转型也好，说到底，它只是人文学科知识分子的一种猜想，一种在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忧患的精神传统的再现。之所以说它是一种猜想，也就是说我们意识到了人文精神处境的危机，在现实批判的同时，猜想一个更合理、更完善、更具人性的思想、文化、道德的价值或意义世界，并以想象的方式去规约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但是，这一切毕竟仅仅限于情感愿望的范畴，或者说它是一种只可想象而难以经验的话语实践，是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时代，它更像是一道庄重的布景或精神象征，它所能表达的更多的是知识分子良知和角色的自我确证以及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承诺。至于它以何种方式向民间社会或其它阶层传递渗透并施加影响，我们甚至还来不及去想。这样的看法显然不够伟岸和宏大，但是，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就认识到了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究竟在什么样的范畴内有所作为，对自己没有英雄般的过高期许，也就不至于有太多的失望。 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提出了新理想主义。这一命名隐含着人文学科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价值取向等传统理想主义的古旧内容，但它与传统的理想主义又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传统的理想主义是与政治神学相结合的理想主义，它是制度内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意识形态又使这一理想主义具有了加强性，它把叙事的信仰和追求以不同的方式转换为集体的想象。因此它是一家独大的、具有浓重道德化色彩的思想观念，它鼓励并暗示所有的人在此岸拼了命地锻造彼岸的梦想，它不再是一种精神的感召，而完全成了一种现实的实践。它使信仰它的人付出了代价。人们拒斥了传统的理想主义并非没有道理。 但是，传统理想主义的没落并不意味着理想精神的衰亡。我所说的新理想主义是指，在这一精神的烛照下，文学应当对人类的精神处境和生存处境予以关切，并为解脱人类的精神的困境投入真诚和热情，文学应当表达它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愿望和义务，在文学的娱乐性功能之外，也以理想的精神给人类的心灵以藉慰和照耀。对现实的理性认识又使它充满了超越于个人利益之外的批判精神。在这样的理想背后，它不隐含任何神学语义，因此它不具有类宗教的功能，它不企望对人实行新的精神统治，而只是以自己特有的话语形式显示对人性的向往和关怀。这样的文学创造了“第二现实”，它体现着文学家的智慧、操守或品格，它鼓舞激励作家持久地坚持于纯正的艺术之路而免于沉沦。 “新理想主义”既然是一种理想，它同样无可避免地具有情感愿望的意味，它同样是我们虚设的一个意义的支点，同属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具有乌托邦性。但精神的乌托邦显然是必要的，迷乱、颓败、随波逐流的九十年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乌托邦的丧失。一种功利的、务实的、实用的观念统治了文坛，它刺伤了我们的自尊心，因此，我们宁愿“生活在别处”，在“新理想主义”的空间寻找精神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