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一种以旧翻新的批评游戏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夫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四川 成都 61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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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生态批评”是亚里斯多德的“有机整一律”的当代翻版,是古老东方“天人合一”观念的晚来发现,更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当下套用。从理论基础到方法论,它都不过是西方文论中以旧翻新的一种话语策略,是一种“新瓶装旧酒”的批评游戏。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5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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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有时候也被称作“文学与环境研究”(studies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是二十世纪70年代在欧美兴起的一种文艺批评范式,是当下解构中心、消解权威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后现代批评话语策略。从整体上来看,它当属于当下风头正劲的“文化研究”范畴中的一枝。它与女性批评、后殖民批评、族群研究等等一道构成“文化研究”的宽阔的批评景观。生态批评近年传入我国以后,一时间在批评界蔚为壮观,吸引了大批研究者和批评者的兴趣。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不时涌现。这种批评话语仿佛让当下略显沉闷的文艺批评重又看到了辉煌前景,让当下显得纷乱芜杂的批评话语及思维路线重又得以“敞亮”。因此,很多批评家跃跃欲试,有点抑制不住内心狂喜地想要采摘这束看似“鲜艳欲滴”的批评花朵。

      诚然,作为向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发起挑战的一种批评范式,“生态批评”固然有其他批评方法不可替代之处。但是,将“生态批评”看作是具有开创性的批评理论,或者把它抬高到原生状的一种文艺批评元理论,当作当前甚至未来文学批评的主导方向,却又未免夸大其辞。因为,在我们看来,生态批评从理论基础到具体的操作方法,都看不出有许多理论的原创性,相反却有着许多似曾相识的熟悉感。

      一

      生态批评是在地球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人类精神生态出现重重危机的情况下,伴随西方后现代主义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文化批判思潮。其理论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先期的生态批评与当时汹涌整个世界的生态运动密切相关,提倡保护纯粹的自然生态,主张人与自然成为友好睦邻。但随着生态批评的不断发展,理论的不断深化,生态批评理论家们近来也注意到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于是将对自然生态的关注逐渐转向社会生态平衡的关注,认为社会生态平衡也应纳入生态批评的视野中去,因为它同样是维系自然与人类健康发展、维系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因此,新近的生态批评要求用一种自然和社会生态平衡整一的视角来思考人与自然及社会的关系,审视人类的一切活动,反对将人和自然置于相对立的两极,而主张将人类的全部活动置于维系生态的整体平衡之中。

      将生态批评理论用之于文学批评中,则表现为几种鲜明的倾向:一是直接的对所谓的“生态写作”进行文本分析;一是对经典作品中的“自然”的描写进行重新审视,检验“自然”在这些经典作品中作为背景或象征的意义。

      其实,有关自然和社会生态平衡整一的观点,在人类的思想史上是个一以贯之的焦点问题。从西方思想史来看,希腊哲学最初就在混沌、不确定的原始物质里寻找万物的本原,泰勒斯和他的学生坚持以水、气、火等没有确定性的物质实体作为“始基”。这些人类思想的最初形态说明,在人类世界观形成之初,世界与人的关系并没有形成绝对对立的局面,相反却肯定了人与世界由某些物质共同构成的状态。但以后工商业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思维的明显分化,从而改变了最初世界和人类一体的看法。它典型地表现在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形式主义,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柏拉图的理念论,都要从现实事物背后寻找一种普遍而绝对的尺度,来揭示世界的普遍规律,从而形成西方文化对超念世界的追求。普罗泰哥拉指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苏格拉底提示人们:认识你自己。这样,通过超验世界的追逐,西方文化以人类为中心的参照系得以形成。尤其是在文艺复兴之后,由于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的需要,强调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突出人的中心地位,将人的地位置于所有存在物之上。而唯理主义的过度膨胀,将人的认识作用强调到极致,“我思故我在”,用思维来求证存在,把与人相伴的自然生态撇于一边不加计较,从而形成了人类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观念。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就是在这么一种前提下,自然与人类对立与统一的矛盾一直是西方思想界激烈交锋的焦点之所在。

      生态整体观古已有之,古希腊“万物是一”、“存在的东西整个连续不断”等可谓生态整体主义的最早发端。而亚里斯多德的“有机统一论”可以说是较早体现人类与世界关系的完整论述。亚里斯多德提出,人类与自然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是由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当各个组成成分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时,事物就出现新的变化。正象生物的发育成长一样,人类与世界也是相互依存的。只有维护生物的有机统一和生命平衡,物种才得以延续、繁衍生息下去。同样道理,人类也只有与自然保持平衡,才是世界的有机统一,才是世界的整一体现。不然,人类与自然就会失衡变态,直至消亡。

      难能可贵的是,亚里斯多德将他的这种前瞻性的世界观演化成他的一种美学观,直接在《诗学》中将“整一”观用之于对“悲剧”理论的分析实践,亚里斯多德将“悲剧”定义为“一个严肃、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1],并从“整一律”出发,规定了“悲剧”的“完整”性,即“指事之有头、有身、有尾。”[2]对亚里斯多德“悲剧”理论的理解,以往我们大多偏向于对情节结构紧凑、合乎逻辑的性格演化等等方面,其实,亚里斯多德的“悲剧”理论是与其“有机整体”观念密切相关的。他更注重戏剧的平衡性、整一性以及和谐性,也就是说,在悲剧创作和欣赏过程中,应将悲剧看作是一个像有机体一般的、浑然天成的整体,不能进行人为的切割划分;不能将创作(欣赏)主体的意志强加于其上,从而造成任何程度的断裂。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亚里斯多德可以说是欧洲最早具有生态平衡观念的文艺理论家,他最早注意到了文学中有机整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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