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7)04-0064-06 从上个世纪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文论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背景下开始现代转型，到现在已经走过近百年发展历程。对这百年来中国文论的回顾与反思，就成为近一时期文论界的热门话题。在这种历史回顾与反思中，重心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的变革发展，尤其是当下中国文论所面临的现实境遇及其问题。在笔者看来，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的变革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回顾和比较。通过这种回顾和比较，可以看出这两个阶段变革发展的不同特点，以及认识当代文论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从而有助于推进当代文论的学科反思和理论重建。 一、新时期以来文论变革发展的两个阶段及其特点 回顾新时期以来近四十年我国文论的变革发展进程，也许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大的阶段来进行总结和反思。 前一个二十年左右，也就是从新时期初到1990年代中期，当代中国文论在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的作用下变革发展不断推进，多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和拓展。所谓“破”，就是努力破除过去“文艺为政治服务”之类比较单一僵化的理论模式，寻求文艺理论观念的变革。所谓“引”，就是积极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各种现代文论资源，努力拓宽理论视野获得启示借鉴。这既是破除旧的理论观念的需要，也是重建新的理论观念与范式的需要。所谓“建”，就是在破除过去旧的理论观念和模式的同时，寻求新的理论观念与范式的重建。也许可以说，新时期这二十年左右的变革发展，是当代中国文论最富于生机活力和创造性的时期，既打破了过去单一封闭的文论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也重新提出和建构了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新文论形态，如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主体性理论、新人文精神文学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等。从这些不断探索创构的理论学说中，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文论界比较充分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 后一个二十年左右，也就是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到现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推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全球化浪潮汹涌而来对本土经济社会带来极大冲击，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也越来越强劲深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当代文学艺术呈现出更加开放多元发展的格局和趋向，当代中国文论又似乎进入新一轮破、引、建三者交织互动的循环运动之中。所谓“破”，就是把包括如上所述新时期以来重新建构起来的一些理论学说，也视为过时了的、陈旧的理论观念试图进一步加以破除；所谓“引”，就是极力引进和阐发西方后现代理论学说，特别是解构主义、文化研究和“后”理论学说等，以此作为质疑和破除前述文论形态的理论依据；所谓“建”，即试图推出一些新的理论命题或理论构想来对此前的理论形态取而代之。然而，在这新一轮的变革循环运动中，我们好像已经失去过去那样的理论自觉和自信了，恰恰相反，让人感觉到当代中国文论似乎陷入了空前的焦虑与困惑之中。 这样说并不是没有依据的，这种焦虑与困惑，可以从近二十年来几次影响甚大的学术论争当中看出来。如果说新时期初的二十年也存在着激烈的学术论争，但那是对于当代中国文论应当如何更好地建构的论争；而近二十年来的论争，则是出于对当代中国文论自身的质疑与反思的论争。要说它陷入了空前的焦虑与困惑之中，也正是根源于此。对于这几次论争的情况，我们不妨略加回顾。 一是1990年代中期兴起的关于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的由来或所依据的基本事实，是中国文论近百年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接受或移植外国文论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前半个多世纪主要是受马克思主义文论、苏联文论和西方近现代文论影响，新时期以来则主要受西方现当代文论影响。对于这个基本事实学界并无多少争议，问题只在于对此如何认识和评价。有一种看法认为，这种横向移植式的文论发展是失大于得，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是使中国文论患了“失语症”，既没有真正切实地讨论中国文学问题，也不能用中国文论自己的理论话语加以言说，因此无法对中国人自己的文学经验进行有效阐释，也难以对当下的文学实践形成有益的引导。有鉴于此，他们开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药方，试图通过复归和承传中国文论的既有传统，来疗救当代中国文论“失语”的病症。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所谓“失语症”的判断是不能成立的，应当说近百年来对外国文论的引进和借鉴是有得有失，总体上是得大于失。如果没有这种理论借鉴，就不可能实现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也不可能形成中国文论的现代传统。如果说当代中国文论确实存在某些弊端，不能适应当代文学实践发展的要求，除了对西方文论话语的生搬硬套之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不能真正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学现实，不能针对这些现实问题给予切实有效的回答。对于这样的现实问题，仅仅在文论话语的层面上寻找原因，以及企望通过某种文论话语转换来寻求解决之道，恐怕是难以奏效的。时过境迁，如今看来，当年那场论争持续时间不短颇为热烈，确实反映了文艺理论界普遍存在的困惑与焦虑，但从理论探讨的成效来看，却并没有解决多少实际问题。在此后的文论发展中，有些问题反而显得更加突出，比如照抄照搬西方文论的问题，文论研究脱离当下社会和文学现实的问题等，都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二是本世纪之交关于当代文论“反本质主义”问题的讨论。可以说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从当代西方学界直接引入的，只不过它所针对的是当代中国文论的现实。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当代中国文论是否陷入了“本质主义”误区？是否需要引入西方“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来加以批判反思？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国文论最根本的弊端就是本质主义，不仅新时期之前的文论是本质主义的，而且新时期以来当代文论的变革重建，也仍然没有走出本质主义的理论误区，因此在根本上还是比较僵化封闭的，不能反映当代文学开放多元发展的事实，也不能回应当下现实变革的要求。他们所提出的应对之策，便是引入西方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有针对性地加以批判反思，然后走向建构主义、关系主义抑或别种新思维的理论重建。与此同时，则是主张面对后现代文化蓬勃发展的现实，把过去模式化的文学研究引向开放性的文化研究，从而走出文论与文学研究的当下困境。也有另一种看法认为，所谓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不过是人为构设的一种对立，随意把别人的某种理论学说宣布为“本质主义”加以讨伐，是颇为轻率和不负责任的。如果用有些学者所倡导的历史性、地方性和语境化、事件化的思想方法来看待，那么过去的一些文论形态，即便是一些被视为“本质主义”的理论学说，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和历史合理性，理应去追问和分析它在那个历史阶段，何以会形成那样的理论，以及它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何在，从中获得历史的借鉴和启示，而不是简单化地给它贴上“本质主义”标签，粗暴地把它完全否定掉。问题还在于，当今是否还有必要进行文学本质论研究？避开此类问题是否更有利于对文学活动的认识理解？如果要重新寻找和说明文学本质，又怎样才能不被后人当作“本质主义”来加以清算？还有，把文学研究引向文化研究之后，就能找到它应有的出路和前途吗？这些问题也仍然没有谁能给予确切的回答。[1]如今人们普遍的感觉是，经过这样一场讨论之后，长久困扰学界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澄清，反而被搅得更加迷糊了；文论界的困惑与焦虑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比以往更加严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