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过程，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国内理论生态的频繁变动使文艺理论家们产生归属的困惑。文化人因一时难以适从变幻的社会情势而使自己的文学的学术的归属出现某种不确定性。这是20世纪文艺理论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它向我们提供了理解某些疑难问题的锁钥。 一 20世纪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敏感期，社会生活激烈动荡，政治化趋势明显，整个社会处于严重的失序状态：一，政治斗争营垒分明，最终总是要通过激烈的战争来分出胜负，人们在进入学术研究之前便必得要进行角色的定位，选择自己所属的政治阵营，并将这一角色定位彰显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这一点我曾经在《战争文化背景下的文论》一文中集中作了阐释（注：参见《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二，社会政治力量的不断分化与重组，造成国家政治生活的动荡，国家政权频繁易手，同一个集团中又经常发生派系之争，政治形势的震荡必定会引起文化人的归属困惑。三，军事领袖成为政治强人，用他们特有的方式管理思想文化领域的事务。四，国共两大政党的殊死搏斗，对20世纪的基本的思想文化格局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五，阶级斗争观念失调，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次次与政治斗争相配合的狂风暴雨式的清洗批判运动，给文学界相当一部分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研究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即发现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对学术所产生的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它们构成文艺理论发展的特殊的生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术与政治没有严格的区分，学者们往往有双重身份与人格。30年代“自由人”、“第三种人”及新月派在与左翼文艺界进行论争的时候，就曾对左翼人士的“两栖特性”大加讥评，说他们是以文学作跳板的政客。学术的政治化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一个传统，并构成学术发展的一个瓶颈。最早对这一现明提出批评的是梁启超，他对“学术之争，延为政争”的现象颇有非议（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在我看来，儒家思想家的载道主张早已渗透到这个民族的每一个文化细胞，20世纪学术政治化不过是民族文化思维定势的惯性延续。由于当时我们国家正处于社会转型、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当口，政治对文化的影响、政治对学术的干预亦必更加强烈和频繁。“五四”时期林纾企图招引强权对如火如荼、蓬勃展开的新文化运动加以弹压，雅驯的文字中暗含了杀机。30年代浙江国民党人许绍棣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公然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将其借用非文化超思维的强制来制裁异己者的险恶居心彰显于世人面前。试图将文人间正常的意见分歧限制在文争而不是武斗的限度内的，大多是社会生活中的弱者，他们关于平等讨论的呼喊是那样无力，只能招引强权的嗤笑，并使后者更加信奉并滥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在统治者大逞淫威、文网高张的时候，如果没有为了学术牺牲的决心，那么只能对着那些学术禁区，徒唤奈何了。 20世纪充满变数的形势对中国文艺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国土沦陷、民族危亡、民生凋弊、政治黑暗的现实，唤醒了中国一切有良知的文学家，将他们集合在民族解放与人民革命的旗帜之下。中国新文艺队伍中的许多人，在面对深刻的民族危机和人民革命的形势时，抛弃了个人主义，投向革命，在艺术上从狭隘的自我表现，走向社会，走向生活，积极地反映人民的革命斗争，完成了文艺观念的革命的转变。许多文学家因受时代政治的召唤而投入了革命的阵营，他们的思想与创作随之发生了深刻的积极的变化。闻一多感于多难的国是，毅然从平静的书斋中走出，用自己的诗文投身于为民族解放与人民民主斗争的行列，完成了一个个人主义者向民主主义斗士转变的形象塑造。30年代后期，何其芳因倾向革命而对其早期创作进行深入的反思与不断的否定，实现了认识的飞跃，奋不顾身地投身革命，他的创作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在繁忙的革命工作和紧张的战斗生活中，他的感情变得粗壮了，诗情也有了更深厚的生活基础，形成了他的创作的第二个高潮。另一方面，20世纪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那些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也容易让人感到无所适从，这不仅表现在政治积极性有差异的人们之间，而且也反映在已经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归属的人们身上，他们对革命政党多变的政策感到困惑，而政治情势的失序对他们的创作与学术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有关理论生态与文学学术关系的讨论主要针对着其中的教训，这是由反思的题旨所决定的。 联系着理论生态讨论学术主体的归属问题，这里的归属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即理论家的政治归属与学术归属。我们知道，理论追求彻底，理论获得彻底性品格的关键是服膺于真理，只要有这样一种心态，就能够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排除干扰，坚实地迈出向前的步子。然而社会生活的剧烈动荡，使生活活动于该时期的文艺理论家们必得要首先明确自己的政治归属，但政治上特别强烈的归属感有时会严重地扭曲理论家的学术人格。我们注意到学术研究领域过分浓厚的政治意识成为具有时代征候的普遍性的现象，并直接影响到圈内人的学术选择与学术生命。因此，研究20世纪特定的政治格局中的理论生态与学术主体的归属困惑，对于了解20世纪文艺理论的走向与基本面貌，对于了解理论人士的追求与苦恼确有极大的好处。 在20世纪，一种居于主流地位的思想意识，无非是在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居于主流地位的集团、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些社会力量的声音左右着该时期的思想文化，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话语。所谓“话语霸权”，在笔者看来，它的背后总是可以发现超思维非文化力量支持的蛛丝马迹，权力对理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30年代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和民族主义文艺便因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持而有了兴风作浪的能量，形成一时的气候。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经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批判权力对思想的统制，肯定精神个体性的普遍意义，指出检察官不能也无法用自己的脾气来为思想者规定表达的方式和思想取向。恩格斯在晚年所写的《反杜林论》特别批评了那种意欲借助强权实现对思想界的一元化的统治的做法。他指出，人的意识只能表现在一系列的个人中，“我们能够说这些个人中的每一个人的思维具有至上性，只是在于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5页。）否定超思维强制是恩格斯一贯的思想，他因坚信“任何权力都不能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状态中的个人接受某种思想”，而坚定地维护专制统治下人的思想自由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