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在文化多元论（Cultural Pluralism）和文化一体论（Cultural Unification）的观念争执中，比较文学这门置身于漩涡中心的学科也步入了一个学科理论创新的时代。东西方的比较文学理论家不失时机地在自己的观念中加上“跨文化”的字样，以适应文化观念范型的转换。（注：近年出版的比较文学原理著作中，如陈惇、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中指出：“把比较文学看作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页）。乐黛云、陈跃红、王宇根、张辉《比较文学新编》中说到：“我们已经将比较文学宽泛地界定为‘跨文化与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35页）。）笔者认为，这一理论动向清楚地显示了比较文学理论家们在敏锐地反映时代观念的同时，也已经向比较文学学科的再建构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振叶以扶根，观澜以索源”，从而完成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体系建设。回顾比较文学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从基亚等人把比较文学限定在“国际文学的关系史”，到雷马克（Henry H.H.Remark）定义中的“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再到今日的“跨文化比较”，其间比较文学所经历的绝不只是研究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这一系列转折所表现出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认识论和研究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不断深化，是比较文学学科意义的历史显现过程，其学科理论也要随着意义的显现而进行不断的再建构。 一、新辩证观念：差异性与同一性 比较文学的本质首先要从它的认识论去追溯。西方历史上有两种相对立的文化观念，一种是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文化同一论（即西方学者所谓“文化普遍性原则”），它从理性和语言的同一性来解释人类文化的同一性，如亚里士多德的名言： 全人类的书写标记是不相同的，他们的有声语言也是不相同的。但它们首先是灵魂的情感符号，在这一点上全都是一样的；这些情感具有的事物相似性也是相同的。[1]（22） 人类所具有的语言符号是可以交流的，表示各民族之间有共同的心理，也必然有共同的文化，因为人类文化最主要的构成因素就是心理和语言。这一点亚里士多德与刘勰是所见相同，刘勰《文心雕龙》中便有“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原道”）之说。 与文化同一论相对的是18世纪浪漫主义者如赫尔德（ JohanGottfried Von Herder）等人的文化相对主义，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内部总有其福佑的中心，就象每一个球体总有引力中心一样”[2] （25）。把民族文化看作一个独立的有机整体，它是具有相对抗性的，外部文化、异族文化的溶入只是本民族文化对于外部的同化，经过同化的异质文化才能进入本民族文化核心。令人深思的是，正是这种观念才使得浪漫主义者去探求异族文化的源流，甚至是以开发者的心理去研究文化落后民族，以后的文化人类学、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的先驱者中有不少人是怀有文化殖民心态的。两大理论相对。从柏拉图到康德、胡塞尔和乔姆斯基等人的文化同一性先验地断定人类有共同的语言心理、道德感乃至“人文主义精神”；相反，文化相对论者如洪堡、索绪尔、沃尔夫等人从民族心理的结构特性出发往往否认直接的文化相通，近年来美国亨廷顿等人竟然发展出文化冲突论，也是这种思潮的延续。 笔者认为，文化同一论与文化相对论在认识上都是片面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学文化各有其特征，这些特殊性使得世界文化之间具有差异性。西方以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但丁《神曲》、莎士比亚戏剧为代表形成摹仿自然的艺术传统，其艺术精神则是浮士德所看到的人类力量征服自然的努力。而中国则以诗经、屈宋楚辞、班马文章、汉大赋、李杜诗、宋词元曲为代表，形成表现主体情感的“文”的语文诗学，所抒发的是天地人的三才的和谐精神。而各民族文化之间又有共同性，西方有但丁《神曲》游历三界，中国有屈原《离骚》上穷碧落下黄泉。东西方有大致相似的抒情诗，史诗，戏剧，传奇（romance），小说。 语言文化与文学的可传译性说明人类理解力，理性，道德的同一性是无处不在的。 重要的不是说明差异性与同一性的存在，而是研究如何使两者之间达到辩证的结合。这个问题的解决正是比较文学产生的理由。哲学史的同一律与相异律曾经有过相同性质的极端对立，“凡物莫不相异”与“天下无相同之物”的二律背反，使人们反思人类思维的起始——比较，任何差异和同一都是比较的结果，而解决同一与差异的二律背反只有依靠比较返回到思维本身，这倒并不是解铃系铃的缘故，而是因为问题的历史就是它的解决。黑格尔就曾研究过比较观念在差异与同一性联系中的作用。 他把事物的差异看作是“直接的差别或差异（ die Verschiedenbeit）”，导致事物的各自独立，使差别外在于事物本身，成为“比较者”。事物之间的关系由此确定，有了相等和不相等的划分：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同一，而是差别。但我们并不停留在这里，只是把这些事物认作各不相同，就算完事。反之，我们还要进一步把它们彼此加以比较。于是我们便得到相等和不相等的范畴。……此外，比较的任务既在于从当前的差别中求出同一，则我们不能不认为数学为最能圆满达到这种目的的科学。[3]（252） 黑格尔的比较观念本身就是一种辩证观念，可是这种辩证法具有马克思所说的“头足倒置”的缺点，只是精神观照。具体说来有以下不足之处：其一，他只把“比较”看作一种方法，而没有认识到这是差异性与同一性辩证关系的思维方式。其二，因此只能在“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认识层次上，不能超越异同比较论。其三，尽管黑格尔口头上也承认差异性，但他的理论体系仍然是同一性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把差异只看作整体中的部分，抽象为绝对同一与差异的关系。这种关系经由自我映射为等级金字塔：同一是多样在差异中的统一，差异是同一的演绎。同一对差异、整体对部分、普遍对特殊、必然对偶然、无限对有限。对世界的解释是规律性的，因果性的，必然性的。因此，一大批后现代理论家如拉康、福柯、罗兰·巴尔特和德里达等都把批判黑格尔以来的“同一性思维”作为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