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日前在北京邀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作家报》、《太原日报》等单位的专家学者40余人，就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学艺术的角色功能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们特刊登会议纪要，以飨读者。 一、当前文学界在关注什么？ 杜书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理论室主任、研究员）：去年5月我们曾经和《光明日报》“文艺观察”栏目一道发起过”社会转型期的文学与道德问题”座谈会，会议纪要在当年6月22日的《光明日报》上以整版篇幅发表，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我们当初关注焦虑的一些问题，依然继续存在，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和刺目。最近一段时间，几乎是全国性地在探讨这类问题。涉及的话题非常广泛，但也可以说，许多问题只是刚刚提出，还没有能谈透。因此，希望大家就我们精神文明的现状以及文学艺术扮演的角色与功能问题，充分自由地发表意见。 关于文学界目前的讨论 秦晋（《光明日报》文艺部常务副主任）：最近文学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是值得人们关注的积极现象。在以往，文学界很难形成真正的学术讨论。几次重大讨论都往往归结为政治性问题而告中止，而现在的讨论，是属于文学界内部的讨论，没有什么“背景”，也出现了不同观点的交锋。这种多元共生的状态，如果用旧模式是无法说明的，只能和社会的变革联系起来考察。 二、关于二十世纪文学的反思 对于文学创作的忧虑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大家谈到焦虑，我认为应该有世纪的焦虑。从上次的座谈会到现在一年了，我自己是更加焦虑，因此和研究生一起举办“批评家周末”，主要谈中国文学的理想。我想应该焦虑的是我们自身，文学家不能自我放逐，放弃理想和责任。也许有人说这种激情太幼稚，太浪漫主义。在很多人自诩成熟的时刻，我宁愿幼稚。我们对居高临下，喋喋不休的训诲感到厌恶，那只能是文学家与学者的灾难。文学是自由心灵的表现，而不是已经规定的道德观念的传声筒。现在，有的人一谈到理想，就怀念文革，追忆红卫兵运动。对此，我是非常厌恶的，另一种倾向则是有些作家、文学家过于放纵，不能自律。很多作品在迎合流俗，鄙弃崇高。嬉皮笑脸太多，缺乏认真的、严肃的东西，一味无边的游戏。以往谈理想曾经有欺骗性，但公然嘲笑理想是不道德、不公平的。文学的作用是很多的，干预生活不能放弃，但做起来很难。因此，有一点机智是可以的。把标准降到最低，也应该保留一点让人向上的东西。如果连这一点点都放弃了，那就是失衡、失重。 20世纪的文学需要世纪性的反思 贺兴安（《文学评论》编审）：今天我想谈一个大而无当的话题：本世纪文学需要一种世纪性的反思。目前国外的学者、作家也有人持这种看法，认为20世纪的精神文明大大落后于物质文明，而文学艺术亦大大滞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说：说我是优秀作家是可以的，但要说伟大作家则不敢当。称得上伟大者只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20世纪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并没有解答本世纪的问题。从历史原因说，有两大因素，主宰了20世纪的生活：一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再一个是政治因素，频繁的政治冲突裹胁一切，客观上对文学带来了严重危害。因此，如果说反思，首先是政治需要反思，这些问题不是文学反思能够解决问题的。当然，从文学家的角度说，也需要重新创建精神的殿堂，无愧于新的世纪。 绝不放弃对人文精神的呼吁 钱中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有一些例如体制问题，深层次问题可以讨论，但是我们解决不了。而我们面临的文学问题，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应该充分讨论。我自己深感，从80年代末以来，在文学和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着意义的失落，价值的失落。再放远一些，也许可以说中外文学都有下滑的趋势。哲学不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文学也同样如此，只关心形式、语言、能指的问题。20世纪文学在形式、修辞与句型上的创新，也是以精神、价值的下滑为代价的。文学虽然说不上有多么了不起的力量，单靠文学，既发动不了战争，也改造不了社会，但文学也有使人向上，净化的力量。而这一点在目前一些文学作品里是见不到的。与本世纪文学相比，上世纪文学尖锐地提出了“写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增强了批判的力度，竭力回答终极性问题。如果回避这些问题，满足于轻松、诙谐，满足于自然本能，就会使文学变成非文学。正因为有这样的焦虑，我们才坚持自己的职守，绝不放弃人文精神的呼吁！ 怎样创造与现实相适应的文学 张法（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95年的主题似乎是对人文精神的召唤。就创造与现实相适应的文学这一点，我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宋代可以断言是一个社会转型期。市民文化勃然兴起，精英文化面临挑战，究竟怎么办？结果是建立了宋明理学，用以对抗鼓吹人欲的市民文化。在两宋期间，雅与俗的矛盾冲突极多。弄文学艺术的士大夫，坚持与俗文学、俗文化划清界限，提倡宁静淡雅的审美风格。事实上，精英文化处在官方的儒家意识形态与市民文化之间，面对着两方面的压力，但也正是在压力下才出了成绩。宋词在当时为人们所轻视，决非道德典范，但显然成就很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宋词最真实地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心态，传达了他们对各种新鲜现象的感受。接受了大众文化的挑战，也做出了独特的反应——在文化整合的前提下进行新的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