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7)10-0129-09 从美学史来看，一个时代的美学观念必然影响文艺的发展，并通过文艺实践得以显现；相应地，从一个时代文艺创作的艺术追求及其生产方式和审美风格的特点，同样可以洞察时代的美学主导观念。“十七年文艺”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不仅形成了文艺的“人民性”价值取向，重要的是整个文艺生产在国家组织下建构了“人民文艺”，及其话语方式的“一体化”特征，以相应于“美学大讨论”中马克思主义美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一、文艺发展的国家组织化及其文化领导权建构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种“新”在艺术上表现为一种新的价值追求和审美风格的确立，新思想的激励使艺术创作充满革命激情，对广大艺术家产生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从建国初到“文革”前，通常被学界称为“十七年”。“十七年”是新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基于对社会主义的无限憧憬，在全面向苏联学习的语境下，借鉴苏联模式来发动和号召学术、文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时期，其文艺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国家组织和意识形态规训色彩。也就是说，“十七年文艺”发展有着鲜明的国家、政党组织的特点，以组织方式通过挤压社会空间不断把文艺纳入体制内，在意识形态上张扬人民美学的价值诉求，以合力建构了“人民文艺”及其话语的一体化特征。“人民文艺”是对十七年时期文艺发展的主导形态和性质的界定，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文艺所追求的人民性，以艺术的人民性应和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人民主体地位的肯定，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对人民审美创造的追求，形成了十七年时期文艺审美的崇高风格。 随着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增强，大众和知识分子都对新中国成立抱有极大的热情和期盼，有一种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冲动。尽管经济基础薄弱、国家一穷二白，人们却有着一种精神上的充实和审美想象，人的面貌和文艺发展有一种新气象。新政权通过在学术领域对知识分子实施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经由意识形态询唤促使其转变政治立场，在美学领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文艺领域实施一套有别于学术领域的领导权建构方式和策略，以组织化方式实现了文艺话语的一体化特征，通过占据道德舆论优势掌握了党的文化领导权。为使新中国从战争状态转入和平建设，尽快形成社会稳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相匹配的社会轴心结构，新的执政党始终把文化领导权建设提到政治高度，但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风云际会，以及长期政治斗争的思维惯性，使整个社会难以实现快速有效转型，在稳定与发展的错置与错位中，文化领导权的建构不免带有“革命”的底色和“运动”的特点。以与大众文化生活紧密的戏剧为例，同其他艺术门类改造一样，新中国的戏剧有一个转制过程，在此过程中掌握戏剧界话语权的人大体上来自两个群体，一是曾在国统区从事“剧运”的人士，一是人民军队及各地政府从事宣传工作的“文工团”，戏剧转制主要是把文工团式的意识形态宣传与现实社会中作为民众日常文化娱乐生活重心的戏剧演出相结合，但发展理念的不同使戏剧改革非常艰难，甚至道路曲折。主要是文化政策的制定者及管理部门尚未把文艺从战时不计成本的意识形态宣传，真正转向和平建设年代通过为民众提供文化娱乐与艺术享受而谋生的特定文化行业，致使“戏改”因忽略戏剧生存的土壤而难以实现“百花齐放”，只是个别剧种如“新歌剧”一枝独秀，可见背离艺术发展规律的政策性规制难以促进文艺繁荣。 文艺作为文化的核心，在与政治的既定关系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凸显政治向度是其社会功能的重要体现，文艺作为政治理念载体和宣教工具的政治功能在纵横捭阖、风云激荡的历史演进中被不断确认和强化，为政权的合法性进行文艺辩护。在文艺生产的国家组织及政策保障下，文艺成了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媒体，文艺创作不断想象和建构新中国形象，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鼓与呼。可以说，这时期的美学发展和文艺生产是国家的“文艺事业”，是新中国追求现代性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并没有游离自1840年以来始自被动继而主动的现代性追求。 文艺生产固然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但作为人类生产方式之一它必然离不开人、财、物的有效配置。文艺发展的国家组织化首先体现在文艺生产方式的体制化。新中国形象需要新的思想和艺术观念来创造和表达，就须有一个占主导性地位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政治集团，在其主导下成立了文艺管理机构，仿照政治权力的等级模式建立各级文艺组织，包括文联、作协、美协、音协、剧协和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等，在行政上受中宣部和文化部领导。塑造新中国形象，除对艺术家进行选择，充分评估其所代表的力量，在体制上须有相应的方式来保证文艺生产和宣传等的顺利进行，这套新的机构和体制是新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美术创作为例，在中央政府层面由文化部对美术工作担当行政领导，由中国文联、美协组织美术活动，并对美术教育、出版、发行机构进行接管与改造，加上画院、研究机构、展览馆、美协、美术院校、美术出版社和专业杂志等各种文艺团体和文化机构共同构成新中国的美术生产和宣教体系。这套体系是计划性的，所有单位都要在分工基础上实行合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下，文化部主要管理美术院校及美术家的培养，管理群众文化普及和教育工作，其下属单位如群艺馆不仅负责艺术品的收藏，还要组织各种业余文艺活动；文联领导下的美协主要抓专业性美术创作，安排、分配各种创作任务，协调艺术创作中的各种关系；美术出版社和专业杂志在艺术生产中发挥连接生产与宣教的作用，同时承担把党的文艺政策、艺术观念、指导思想和创作原则传达给广大美术工作者的重任，建构传播各种观念、进行艺术争论和讨论的空间，开创了新中国美术发展的新格局。从功能上看，新中国的艺术创作，不论是文学、电影、戏剧还是美术等，一定意义上都不是单纯个人心志的表达，而是在思想上“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其在性质上逐渐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渡并纯化。有学者指出：“进入新中国美术生产体系的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文艺战士，其次才是一个艺术家。作为制度保证，美术机构和美术干部体制必须使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严格服从文艺战线的需要。因此，这一体制的整个工作性质是计划性的、全国调配的。它可以在任何时候根据需要安排艺术家去从事与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相关的工作。”①新的艺术定位，几乎所有人都被纳入体制，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不论是来自解放区还是国统区都要进入单位，艺术家普遍被国家养起来，整个社会逐渐体制化，很难想象体制外还有个人生存空间。一方面文艺机构本身能保障文艺创作、传播活动正常运转，不至于在某些基本环节停下来；一方面为保证艺术服务社会主义的方向，干部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作为艺术家生存所依托的唯一对象，关乎其生存和荣誉。另外，辅之一系列文艺审查、奖励和批判手段，来保证艺术创作的方向。这些举措形成了新中国初期美术生产的国家特点，及其艺术审美的宏大追求，体现了新中国的气象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