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王彬彬认为：“中国文学之所以难得有大的成就，原因之一，便是中国作家过于聪明了。”在他看来，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过于发达，形而上的情思必定被阻断、被遏制；内心被现实感被务实精神所充塞，非现实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瑰丽的想象必定无存身之地。在技术性的生存上，在名利、地位上，在立身处世上，聪明确实极有用，但在真正的文学成就上，聪明终会被聪明误的。那体现为做人之道，生存智慧的聪明，对文学创作，绝对是有害的。文学，某种意义上，是愚笨人的事业，是需要有点书生气的。（见1994年《文艺争鸣》第六期，《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后来，王彬彬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限定。他说：《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这篇文章是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来谈论问题的，其主旨，并不是从伦理学的立场来评价作家，甚至也不是在谈论文化人格问题，而是在谈论中国作家的一种创作心理缺陷。我以为，形而下的做人的聪明，形而下的生存技巧，形而下的全身之术，过于发达后，形而上的哲理探寻，形而上的艺术情思，形而上的文学感觉，必然会受阻碍。”（见1995年《文艺争鸣》第二期，《再谈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及其他》）王彬彬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十分尖锐的现实问题。它不仅指作家的个体能力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指作家创作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王彬彬从第一篇文章到第二篇文章是一个退却。他不知不觉地将两个方面缩小为一个方面，即作家的个体能力的发展。我认为，作家的个体能力的发展这个方面固然重要，但是，作家创作的心态这一方面才是王彬彬提出的问题的症结。 关于作家的个体能力的发展，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对个体能力的充分发展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话。他说：“一个有品格的人即一个有理智的人，由于他心目中有确定的目标，并且坚定不移地以求达到他的目标。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反之，那些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一个人在特定的环境内，如欲有所成就，他必须专注于一事，而不可分散他的精力于多方面。”个体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必将限制其专长的充分发挥。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只有扬长避短，最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才能对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因此，王彬彬的立论是站得住脚的。 从作家创作的心态看中国作家的这种过于聪明不但表现在作家的个体能力的发展上，而且在文艺创作中也有显著的表现。可惜的是，王彬彬在《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这篇文章里蜻蜓点水地提到了这个问题，而在《再谈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及其他》一文中提都不提了。也许是受到“批评”的缘故吧。 谢冕说：“文化的沦落最明显的标志是它们失去批判的锐气。现实的严酷遭遇使当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变得更为‘成熟’了，他们懂得如何在复杂的境遇保存自身而不致受到伤害。”这种“成熟”，既是王彬彬所说的“过于聪明”，也是恩格斯在论歌德时所说的“庸人”心态。 我们可以容忍中国作家在复杂的社会斗争中做人的“成熟”，但决不能容忍中国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成熟”。这种“成熟”对文学创作是致命的伤害。 恩格斯在论歌德在其文艺创作中的两重性的时候，深刻地批判了这种“庸人”心态及其危害。他说：“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亚》里和在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期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他像葛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样地反对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非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诗集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妆游行》里他称赞它，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问题不仅仅在于，歌德承认德国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反对他所敌视的另一些方面。这常常不过是他的各种情绪的表现而已；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歌德正是这种“庸人”心态，“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创作出了一些平庸、渺小的文艺作品。 如果一个作家因为感受、领悟能力的局限，和受到某种偏见和观点的束缚，那么，他还有可能像巴尔扎克那样，取得现实主义的胜利。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在文艺创作中老于世故或过于聪明，就绝无可能创作出震撼人心的不朽之作。 胡适、鲁迅对中国作家过于聪明或“成熟”对文艺创作的伤害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尽管他们的这种批判有的是就某个具体问题（如大团圆）来说的，但也击中了要害。 胡适说：“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却“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工的颠倒惨酷”，而是说谎。这便是说谎的文学。 鲁迅也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从他们的作品上来看，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要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是总要‘团圆’，正无需我们急躁。”这便是“瞒和骗”的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