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又一次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与文化界谈论的中心。据说时下有人将他与王朔并列叫作什么“二王现象”，并正在撰写分析文章。本文因主要只谈王蒙，故不妨称为“王蒙现象”。所谓“王蒙现象”是说近年来被归于“王蒙”名下的一系列文本及它所引发的文化学术的公开的或不公开的反映，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现象。 不过，这次把王蒙“隆重推出”的不是他的小说作品，而是他的一系列随感、短论、文化时评、文艺评论，其中以《躲避崇高》（载《读书》1993年第1期，以下简称《躲避》）和《人文精神问题偶感》（载《东方》1994年第5期，以下简称《偶感》）为最有代表性。 王蒙的两篇文章尽管侧重不同，但其基本主旨则一，这一主旨涉及对市场经济、文化艺术的市场化、大众文化、平民文化、文化价值的重建以及人文精神讨论等九十年代社会文化现象及理论热点的基本评价。在《躲避》一文中，王蒙对以王朔为代表的所谓“痞子文化”采取了基本肯定的态度。在他看来，躲避崇高的现象（即所谓文化的平民化）具有解构极左政治路线与文化专制主义的作用。王蒙承认，亵渎神圣、玩文学的确是“痞子文学”常用的一招，但他指出，“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是极左的政治亵渎了神圣，亵渎了崇高、真诚、主义、人的纯洁的感情以至于人的生命，“是他先残酷地‘玩’了起来，其次才有王朔。”王蒙认为，王朔笔下的那些“玩主”所撕毁的就是这种政治化、非人道化的伪崇高假崇高。 如果说王蒙的观点到此打住，我想他最多也就是惹恼一些所谓的“左派”，在精英知识分子的群体中是不会招致多少反感的。我相信，只要不是脑子有毛病，不会为这种伪崇高、假崇高辩护。问题就在于王蒙常常把对于政治文化所人为制造的假崇高与时下人文知识分子所讨论的人文精神、终极价值搁在一块儿讽刺、挖苦、调侃，把高度一元化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与相对地超越于政治的文化价值、人文精神统统纳入笔下加以冷嘲热讽。这就使得人文精神的维护者们也终于义愤填膺起来。比如在《偶感》一文的开篇，王蒙就写道：“‘五四’以来，我们的作家虽然屡有可怕的分歧与斗争，但在几个基本点上其实常常是一致的。他们中有许多人有一种救国救民教育读者的责任感，或启蒙，或疗救，或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声讨敌人，或歌颂光明，或暴露黑暗，或呼唤英雄，或鞭打丑类……他们实际上确认自己的知识、审美品质、道德力量、精神境界，更不要说政治的自觉了，是高于一般读者的。他们的任务他们的使命是把读者也提到推到煽动到说服到同样的高境界中来。”显然，不管王蒙的主观意图如何，他把五四以来的文化启蒙与极左路线的文艺政策一股脑儿全纳入了他的辛辣的文字中进行了讥讽，这就难免会使人想到他不但在否定着极左路线，而且也在调侃着人文精神，在为玩文学、玩人生以至于玩世辩护，而这是许多知识分子所难以接受甚至决不答应的。其实，王蒙作为一个深受极左路线坑害的“右派”，他的政治情结决定了他不但远远难以作到玩文学玩人生，而且他对王朔的肯定也不是无限的没有保留的。如他说王朔的作品是“微言小义，入木三厘”，说他在倒掉脏水的同时，连孩子也一起倒掉了（《躲避》）。不过很显然，王蒙对于王朔的欣赏要远远超过对他的微议。 迄今为止，《偶感》一文最能代表王蒙对人文精神问题的见解。他首先向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说展开质问：中国有所谓人文精神可供“失落”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在他看来，人文精神首先应该是对人的关注，而对人的关注首先又是（相当唯物主义的）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遗憾的是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由此王蒙还将得罪一大批知识分子）还是极左政治都是把物质精神分为两撅，或重义轻利存天理灭人欲，或勒紧腰带干革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首先就是对于人文精神的大大的违反。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有些人竟然把人文精神的所谓失落归罪于市场经济，似乎计划经济那套东西倒是人文得很精神得很。对此，王蒙的批判可谓痛快淋漓：“与其说是市场经济使私欲膨胀，不如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私欲更加公开化，更加看得见摸得着了。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人人大公无私的‘君子国’，而是建立一个人人靠正直的劳动与奋斗获得发展的机会的更加公平也更加有章可循的社会。这个目标只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达到，达到了这样的目标也才更加容易寻找人文精神。”计划经济装得相当人文，把人的精神人为地提到了一个可笑的高度，而实际上是既不人文而且精神过了头。无论是中国的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事实都表明，“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它的实质上唯意志论唯精神论的无效性。”相比之下，承认人的私欲人的盲目性甚至人的罪恶的市场经济倒是更人文些，它“比较符合经济生活自身的规律，也就是说比较符合人的实际的行为动机与行为制约。因此是市场而不是计划更承认人的作用，人的主动性。市场经济的假定前提恰恰是承认人的平庸和趋利避害。尽管这种承认也许令理想主义的文人沮丧。”当然市场经济也不能保证就很人文，但它是人文精神的必要条件。可以说，有了市场经济，不一定就有人文精神；但是，没有市场经济，则一定不会有什么人文精神。故尔中国的人文精神不是在什么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下失落的，也不是在什么大众文化、通俗文艺的冲击下失落的，而是本来就不曾有何来失落？所以只有寻找探讨而不是什么失落。“失落”云者，纯系子虚乌有。可见虽然王蒙对文化市场化、商业化也表现出一种双重的态度，一方面认为文化的市场化有力地摧毁了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计划体制化的文化格局，同时也指出文化市场化的潜在危险。不过总的说来，前者构成了王蒙文化价值取向的主导方面。这种倾向可以大致视为是八十年代精英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与文化意识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