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作为20世纪中国的学术权威人物，其研究范围极其广博，举凡哲学、文学、政治、教育、历史等学科无不涉猎，无不有所贡献。本文从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个角度出发对胡适研究做一简单的回顾。我们之所以选择文学史和具有文学史性质的著作作为材料，不仅因为文学史著作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毕竟有注重客观事实的一面，因而以此为研究对象就相对客观一些；而且因为文学史著作在描述文学现象的时候，不仅表现着著者的史识、文学鉴赏力和思想深度，而且也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著者的政治、文化立场来。正是这种深藏于文字背后的政治、文化立场决定了胡适在该著作中以何等面目出现。而从胡适的这种种形象也折射出20世纪中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们由于时代政治气候的原因，在进行研究工作时自觉不自觉地发生的变异，如果说本述评能将这些变异基本理清的同时，能够就著作者的学术心态稍加探讨，以期显现学术史思潮演进的某些轨迹的话，那无疑是笔者的希望所在。 一 说来有趣，最先将胡适写入文学史著作中的还是胡适本人。1922年，《申报》为纪念成立50周年而出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胡适写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本小册子。由于纪念集的要求，胡适将论述的起点定在1872年，介绍从该年至1922年中国文学的发展概况。全书共分十节，第十节重点谈文学革命运动。在谈到该运动的发生时，胡适很自然地指出了他本人在这段历史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文学改良刍议》“还是很和平的讨论”，“胡适对于文学的态度，始终只是一个历史进化的态度”，胡适自谦由于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而是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在胡适看来自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的“国语的文学”这个旗帜鲜明的口号之后，文学革命就明白易行多了。在总结文学革命成功的原因时，除了有意地提倡之外，胡适还特别提到五四运动促使白话的传播，促使国人觉悟到思想革命的重要。因而文学革命得以自由发展。到1920年教育部颁布从秋季起国民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一律改用白话后，白话文学的发展就更顺利了。由上述可见，胡适1922年叙述文学革命时已经基本上将其发生的渊源及经过予以客观平实的记录，胡适本人对于文学革命的见解也基本形成。这些见解不独为胡适本人所坚持和发展，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许多新文学史著作者。 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胡毓寰编著的《中国文学的源流》。这是一部竭力将文学史和文学作品加以揉合的著作。 全书将自古至今（1924年）的文学分成25节来讲，最末一节题名“新文与诗”。胡毓寰将新文学的开始定位在梁启超（这种起始方法也为后来的许多著者所采用），在节录了梁氏的《新民说》和《中国古代思潮总论》之后，作者简洁地指出新文学革命是兼顾形式与内容的，以及胡适的新文学发生的当时不为大多数学者认可的情况，而蔡元培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序》则作为响应白话文的例子出现。接着著者说：“胡适等，不特主张以白话为文，并提倡以白话为诗，摆脱旧诗之一切格律，字句可随意长短，颇有西洋诗之风味。其同志和之，并为不叶韵之新诗。中国文学至此诚发生空前之一大革变矣！”作为新诗代表的是胡适的《乌鸦》、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小河》。作者能以《乌鸦》作为胡适的代表作，可谓独具只眼。 1926年大光书局出版了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赵著共33章，最后一章名为“近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在作者看来，“最近十年，在文学上新开辟了一个园地，便是以语体作文……说起这一次新文艺运动来，自然应该感谢胡适，他是语体作文的提倡者。虽然古代白话的作品尽多，但都不曾作有意的运动，所以胡适的功绩不可淹没”。这样的叙述可谓抓住了胡适理论的关键。但作者在叙述运动经过时却犯了一个错误，他将林纾与蔡元培的论争置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前。不过，赵著还有一个贡献，那就是在论及新诗的变迁时，说：“最早的是未脱旧诗词痕迹的，所谓缠足妇人放大的脚。开始先作此者是胡适的《尝试集》……以后便是无韵诗……再后便是小诗……最后是西洋体诗。”这种划分方法被后来的许多著作者所继承。总的来说，在赵著中，胡适的基本功绩还是被肯定了的。 1928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周群玉的《白话文学史大纲》。周群玉将自古至今的文学分为四编：上古文学、中古文学、近古文学、中华民国文学。在作者看来，中华民国的成立使得言论上、版权上得到很大自由，因而给文学革命的提倡起很大的助力。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学革命的更为广阔的背景揭示了出来。在具体阐述时，作者不仅对胡适的首倡之功给予肯定，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其阐述白话文学发生的必然性时所持论调与胡适基本相似。他说，“旧文学是渊深的，的确不容易懂，要使一班平民来欣赏，非白话不可。于是提倡白话文的声浪，日高一日，到现在差不多已满布于中国了”，而且“我们知道从前的文学在形式上，诗有五言七言绝诗律诗的分别，并且要押平仄韵。从前的小说，完全是写史的。从前的剧曲，也有一定的格律。思想上，往往被约束而不得自由写出来。所以有胡适之俞平伯几个首树旗帜，他们以为‘有什么话，做什么诗。’‘有多少长话，作多少长的诗。’绝对不用典故，不用对仗，不用套语烂调，不要模仿前人，不避俗语俗字，……这种诗是无格律而很自由的诗。”这样的阐述白话文学的发生之必然，其基本理论可与胡适引为同调。 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此书的可取之处主要是作者将文学革命得以发生的原因分为四条逐一加以阐述：“文学发展上自然的趋势”、“外来文学的刺激”、“思想革命的影响”、“国语教育的需要”。此外，他还简要地指出新文学建设过程中，胡适出力甚多，不仅有理论主张，且有亲笔创作。 在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由于写作时间相对较长，陈子展对文学革命的叙述也较为详尽。在对胡适、陈独秀的文学理论作了较详细的介绍的同时，还注意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胡陈两人对文学革命之发生产生不同的解释。但在作者看来，虽然“各人的观点不必尽同，但是都足以证明这次文学革命运动的其来有自，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所可发生，也不是一手一足之烈所能为力，这是无可疑的了。”这种容忍开放的态度在笔者看来是弥足珍贵的。此书在今天还被人们所提到还因为它认为胡适的“《尝试集》的真价值在与人放胆创造的勇气”。而在谈到文学革命的成果时，陈子展基本上是综合各家之长，特别是在谈到新诗时沿用了先前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中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