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一直把文艺当作革命事业的一条重要战线。早在1916年，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大声疾呼：“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他在1917年发表的《文学革命论》，是新文化运动的发难性文章。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中国革命有文武两条战线。“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鲁迅在三十年代也说过：“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邓小平、江泽民的两个《祝词》，文艺在整个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 对于这一点，过去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虽然国民党文人早就攻击过，“共产党徒”把文艺“束缚”于“政治的羁绊之下，虐杀文艺的本质”，是十分“恶劣和浅薄”的（《检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艺术论》，载《民间文化周刊》第七期），但在进步文化工作者中间，对此都持有肯定性的共识。 不必讳言，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不但对这个问题有争议，而且争论得很激烈。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有的文章批判“文艺与政治的联姻”，仿佛过去文艺工作出现种种弊端，其源盖出于把文艺纳入到革命事业的轨道中来。在谈到今后文艺的出路时，出现了“告别革命”、“远离政治”、“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回到文艺自身”等主张。仿佛要使文艺获得生机，就必须让它从民族使命、社会使命中挣脱出来，回到纯艺术的王国中去。对于“回到文艺自身”，要区别不同的情况。不少人使用这个提法，是强调要尊重文艺自身的规律，要重视文艺的特殊功能。这当然是积极的。但如果是指文艺要从革命和建设的大业中解脱、逃逸出来，这就很值得探讨了。出现争议是不奇怪的。随着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利益主体和价值取向越来越多样。不同的利益主体，不可避免地会对各种问题、包括文艺问题持不同的立论。那么，到底应当怎样看待文艺和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建设事业的关系？在回顾八十年来党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认真的思考。 其实，把文艺和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大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并非始于共产党人。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就十分强调文艺对于国运兴衰的作用。他们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俯视千秋，横眺六极，无文学不足以立国，无文学不足以新民”。梁启超的主张是大家所熟悉的。他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氏把小说的作用估计得大了一些，但他看到了文艺的重大启蒙意义，第一次把小说摆到文学殿堂的重要位置上来，是十分有眼光的。后来小说艺术异军突起，以至取代诗歌成为中国文学交响乐队的第一小提琴，和梁启超等人的着力提倡是很有关系的。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为艺术而艺术、为游戏而艺术的主张有一定的市场，但始终成不了大气候。王国维说：“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他甚至说：“……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于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与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王国维是学术大师，他在古代史、戏曲史研究上有卓越贡献，他的《人间词话》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学力作。但他关于美的本质的观点，关于文艺和政治、道德相分离的观点，却是违反科学、违反历史前进潮流的。相比起来、梁启超在这些问题上的见解要积极得多。现在，有些研究文艺史的著作全面肯定王国维，贬低梁启超。我以为是欠公正的。 把文艺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与振兴大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不是共产党人的异想天开，不是几代进步文化工作者的盲从之举，不是文艺史上一段荒诞的插曲，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文艺自身发展的必然。中国社会发展到近现代，内忧外患、危机四伏，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时代呼唤着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呼唤着革命。新文艺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历史要求下应运而生的。文学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在哪里？在形式，在语言，在叙述方式、表达方式？这些因素无疑都是很重要的，但最根本的动力在于社会生活。当然，社会生活要通过创作主体产生作用。正是社会矛盾和社会需求，从根本上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变革。新的社会生活和历史使命赋予作家以新的创作素材，激发了他们的创造激情和艺术灵感。也正是思想内容的变革，从根本上带动了艺术形式的创新。文学艺术有自身的特点。它是高浮在空中的一种意识形态，难以急功近利、立竿见影。它离不开美，离不开形象，离不开作家的独特个性。它不宜作时代的传声筒，对受众的影响主要是潜移默化。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可以背离社会需要和时代使命，而意味着它必须用自己的独特方式去完成时代使命。时代使命不是外加给文艺的额外负担，它恰恰赋予文艺以新鲜的内涵和蓬勃的生机。革命要摧毁腐朽事物，更要创造新生事物。贝多芬写过《英雄交响曲》，肖邦写过《革命练习曲》，它们都是人类艺术史上的经典名篇。谁说革命不能创造艺术？可以这么说，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中国新文化。正是在民族解放和民族振兴的伟大潮流中，造就了众多的新文艺杰出大师和优秀作品。这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 过去，我们在处理文艺与革命全局的关系问题上，出现过失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更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把文艺驱入实现政治阴谋的轨道上去。教训是很深刻的。新时期以来，党中央调整了文艺政策，许多同志也对此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四人帮”是搞阴谋的。就革命队伍内部来讲，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没有看到事物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不尊重艺术规律，不认真把握文学艺术的特殊性能，要求一切进步文艺都直接地去实现具体的政治任务。譬如“左联”成立的时候，就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应该为苏维埃政权作拼死拼活的斗争”。创造社作家在二十年代末曾经猛烈攻击过鲁迅，这除了某种宗派主义情绪作崇外，和他们对革命文艺的简单化理解也有关系。他们认为一切文学都是宣传，不像鲁迅那样，既看到这一点，又辩证地认识到并非一切宣传都是文艺。鲁迅的小说的确没有直接配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认为它没有时代意味。“阿Q 时代是早已死去了！我们不必再专事骸骨的迷恋， 我们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了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