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实主义创作在各国的文艺实践中都历史久远，不过，作为一种系统和成熟的创作方法则开始于19世纪初期的法国。19世纪20年代，司汤达在《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提出了一系列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如强调伟大的作家应该表现他们的时代，以及文学需要反映时代的变革等。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英国等国家，现实主义思潮开始迅速崛起，并发展成为“19世纪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潮流①。 20世纪初期，现实主义被早期接触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介绍到中国。1902年，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就出现了“理想派小说”与“写实派小说”的提法，这大约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最早的中文表述。之后，以新文化运动为标识，中国现代文学应运而生，写实也成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大力倡导的创作方式。陈独秀就宣称：“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②其时，“乡土中国”面临空前激烈的社会变局，正是问题小说和以鲁迅的《故乡》等为代表的中国乡土小说倡导关注现实，揭示问题的新文学，并且书写了当时中国包括城乡、婚恋、劳工、家庭、教育、伦理在内的几乎所有问题。此后，现实主义创作贯穿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个发展脉络，并且涌现了茅盾等以史诗眼光观照现实、以生活横截面来再现社会的现实主义经典作家。与此同时，在国族危难的时刻，以笔参与现实，关注社会问题，思考和表达现实困境，并用文艺独有的方式进行回应和解答，成为当时具有良知的艺术家不约而同的创作观念。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典现实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也先后被推荐到中国。1933年4月，瞿秋白在《现代》2卷6期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向中国介绍了“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的论述。同年11月，周扬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中，第一次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引进到中国。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逐渐成为左翼文学遵循的一种“先进”的创作理论，在40年代解放区的延安文艺整风中，特别是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得到巩固，并且在50年代被“普及”到新中国的整体文艺实践中，成为贯穿十七年文学的主导文艺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后，现实主义创作仍然是大部分时间里的文艺“主旋律”，并且出现了 “三红一创”等代表作品。不过，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内在规定，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中广泛存在着政治正确、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的弊病。而试图超越这一内在限制的举动，如胡风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的创伤”、“双百”时期提出的“写真实”和“干预生活”的口号，作品如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等，以及关于文艺真实性、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中间人物论”等围绕着现实主义的争论，最终都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三突出”等原则的提出，更是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走向了反现实主义的道路。 “新时期”伊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仍然沿袭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它们以对“文革”的批判、否定与告别，表达了自己对“大写的人”的诉求，并宣告了一个“现代化”时期的到来。这一时期的文学，也因为其对“五四” 精神和欧洲启蒙思想的重新接轨，而被后来的一些学者称呼为“新启蒙文学”③。 1985年前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文学在中国受到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在文学主体论和文学本体论的指引下，标举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纯文学”成为影响中国文坛的主要理念。此后，文学或者从“向外转”变为“向内转”，强调个人至上的“人的文学”；或者止步于“能指的循环”，津津乐道于文字和符号的游戏，结果都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性和批判性。90年代，市场化浪潮席卷中国，“纯文学”因为其自吟自唱的写作方向而陷入无人喝彩的困境，成为詹明信意义上的“失败的形式”，“人的文学”也蜕变成为书写身体欲望与感官刺激的商业文学。可以说，“新启蒙文学”在反抗套在当代文学头上的政治教条的同时，也同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渐行渐远。 二 现实主义创作不仅属于文学的专利，也广泛存在于影视等其他艺术领域之中。中国电影在很长的时期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密切。无论是早期的默片和左翼电影，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红色经典”电影，都曾经出现过一批反映时代风貌的现实主义力作，并且在社会上影响巨大。同样，在新中国，电视剧从诞生之日起就和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联系紧密。《一口菜饼子》、《新的一代》、《养猪姑娘》、《共同进步》、《家庭问题》等早期电视剧，都属于反映时代风貌的现实主义作品。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影视再次沿袭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并且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如谢晋、吴天明等第三代、第四代导演的部分电影作品，反映改革题材的电视剧《乔厂长上任记》、《新星》等。这些影视作品以其振聋发聩并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主题，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响或收视率。于是，“乔厂长”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登载过小说《新星》的过期《当代》杂志也因为很多人排队购买而销售一空。 20世纪90年代以降，市场经济大潮袭来，置身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影视，逐步为商业诉求与资本逻辑所支配，一些电影大片更是天马行空地沉溺于自己空中楼阁式的想象中，和社会现实越来越远。在此语境下，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商业电影的需要。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大片愈演愈烈。但是，在其票房数据节节走高的背后，却普遍存在着票房与口碑背离、叫座不叫好的现象。造成这种情况有许多因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电影片面强调商业逻辑，以制造娱乐“笑果”为目标，刻意回避、遮蔽甚至脱离对中国现实的思考。正如评论家在论及这些中国大片时所指出的那样：“在根本上来说，这些大片是反市场、反艺术的，因为它以垄断性的宣传和档期取代了市场的自由竞争，以华丽的外表和大而无当的主题、支离破碎的故事取代了对现实的关切与艺术上的探索，以海外资金与跨国运作取代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