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史研究的整个过程中，作为主体的收敛型思维和发散型思维如同两翼在学术原野上舒展翱翔，缺少其中任何一翼，主体思维将是不健全的，至少要失去相当多的思维活力。若是只有收敛思维，那运作的结果必然是光合不开，要是只有发散思维，那活动的结果必然是光开不合；光合不开的主体思维无疑是保守、僵化、封闭的思维，是难以产生创造性思维力量的，光开不合的主体思维无疑是随心所欲、任意辐射、无际无涯的思维，这也难以走向创造的境地。一个杰出的文学史研究者应该兼备这两种型式的思维。实际运作中，收敛思维和发散思维总是相互补充、互相制约、互相推动、互相激荡的，它们之间虽有对立相磨相擦的因素，并非完全的和谐相处，但是谁也离不开谁，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携相伴地作用于科学研究领域。正因为如此，在我考察和论述收敛型思维的功能机制和运作方式时也涉及到发散型思维（见另文），也就是说这是这两种型式所共同造成的必要张力；但由于考究的重点是收敛型思维，故对发散型思维的功能尚未展开论述，这里有必要再作深入的探索，况且它们作为两种不同类型的思维方式毕竟有相异之处，特别当它们将各自的特殊作用发挥到顶点而暴露出自身的弱项时，其对立状态就会突显出来，这便增加了分别考察的意义。 发散型思维的幅射机制 所谓发散型思维又称作辐射思维，它的根本思维特点在于：如果说收敛型思维是一种从不同信息源中引出一种结论的思维方式，那么发散型思维则是一种从一个信息源中导出不同结论的思维方式。〔1 〕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这是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一毂”可喻为同一研究对象，“三十辐”可喻为无数的思路；文学史研究的思维对象如同车毂，三十根辐条如同无数思路围绕着它，文学史研究的发散型思维的思维方向是从圆轴向四处发射，而收敛型思维的思维方式则是沿着各根辐条向轴心集中。显而易见，发散型思维的突出特征是它的发散性，结合文学史研究的思维活动现实我们会感受得更具体真切一些：当我们以史学眼光考察审视一场文学运动时可以引出各种各样的结论，当我们考察一个文学流派时可以想到它的多种美学特征，当我们阅读一部文学作品时可以作出这样那样的审美判断，总之，这都是从一个信息源导出的不同的思维路向；试想一下，在文学史研究思维中，史学家们从一部《红楼梦》里发掘出多少不同的思路，导引出多少相异的看法，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是发散思维的效能。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S ·库恩虽然重视收敛型思维在科学研究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他对发散型思维的功能更重视。他认为，“科学中的大多数新发现和新理论并不仅仅是对现有科学知识货堆的补充。为吸收这些发现和理论，科学家必须经常调查他们以前所信赖的智力装置和操作装置，抛弃他以前的信念和实践的某些因素，找出许多其他信念和实践中的新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新关系。接受新的就必须重新估价、重新组织旧的，因而科学发现和发明本质上通常都是革命的。所以，它们确实要求思维活跃，思想开放，这是发散性思想家的特点。”〔2〕这对于我们理解发散型思维在文学史研究中的功效、 机制等至少有三点启示。其一，发散性思维既然有利于科学结构的变革，那对于文学史结构的变革也是有益的。文学史作为一门史学科学，它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经过代代学者的研究、规划和营造，不仅逐步形成一套共同遵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习惯，即包括文学史观念、价值标准、思辩方式、体制框架等范式，而且还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人文科学结构，特别是人造的教科书型的文学史范式的结构形态更稳固。因此更新文学史或者深化文学史研究，必须借助发散思维的攻击力和辐射力，从改革范式或结构入手。实质上这种范式或结构的变革是革命性的整体变革。就拿中国现代文学史来说，作为一种人文科学结构的确已经凝固化、程式化甚至有点教条式的僵化；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研究者的思想有所解放，对这种文学史结构形态深感不满，从文学史意识、评价尺度、理论框架、史料选组、运思方式乃至表述语言等，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变革，对旧有的范式或结构进行了冲击，研究主体对以前所信赖的“智力装置和操作装置”作了较大的重组或变更，这就使现代文学史的科学结构由单一的程式化或僵硬化开始走向多样化，从思维学的角度来看这应该说是得力于发散型思维。 其二，发散性思维的活力和强力取决于研究主体的思想解放程度和向度，如果思维解放的向度把握得越正确、思想解放的程度越高，那发散型思维就越活跃越富有创造力。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之所以能够突破旧有的结构或某些范式，与研究主体敢于冲破左倾错误思潮的长期禁锢有关；目前我们对变革后出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结构或范式仍不满意，或者认为现代文学史研究深入不下去，旧框框还是很多，这也与研究主体的思想解放程度和向度有关。我所说的研究主体的思想解放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在政治层面上彻底清除左倾错误思潮的流毒，这对中老年学者更为重要，而青年学者也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污染，要真正将自己的思想纳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轨道和实事求是的认识路线；然而在这个层面上的思想解放越来越艰巨越来越深微，并且还带有相当大的危险性，或者重蹈旧辙或者越出轨道，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气也要有摆脱政治风险的策略，解放思想不能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也不能谨小慎微裹足不前，只要有了明确的端正的向度，思想解放的步子越快越大越应该提倡，这是关系到现代文学史研究深化的导向问题和发散型思维的总的方向问题。在学术层面上的思想解放，主要任务在于冲破学术思想的老化和僵化，以及固守现状、满足过去、不思更新、一味维护传统坚持旧有范式惯例、拒斥新观念新方法等心态。以上心态在不少致力于新文学研究者身上或轻或重或明或暗地保留着，他们总认为自己已形成的文学史意识、研究思路、体制设计、观念材料、文字表达等都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其真理性或高明处是不容怀疑的，甚至有的评论者把某些现代文学史冠之“经典本”的美誉。在我看来，对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成果应该有个正确估价，不论什么样的范式或结构体制都要重新评述，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充其量不过是文学史结构变革的一个前提；然而这并不是决定现代文学史结构整体变革及其研究深化的主导方面或关键所在，主导或关键在于相当多的研究者学术思想解放程度不够，墨守成规，甚至有形无形的保守性、惰性、惯性心理也在起作用，特别是在商品意识日益占上风的情势下文科研究遇到前所未有的新难题，文学史研究更受到冷落，这无形加重了一些学者学术思想的惰性或惯性：走老路既顺畅又痛快何必苦自己，反正文学史研究已贬值，更新学术思想已无大意义了。这种心态对学术思想进一步解放危害性极大，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一批颇有锐气的新文学史研究者，他们高喊“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吓得那些学术思想保守者或僵化者惊恐不已，发出愤愤的斥责声，即使那些一向以稳健著称的学者也连连摇头，并不赞同这种“过激”的言行。虽然一度“重写文学史”的声浪已经过去，但不少青年学者以更深沉的史学意识和学术解放意识仍在“重写”，但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重写”队伍，也许会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结构发生整体性的变革。如果从反思的角度来考察“重写文学史”那场小小风波，的确有一种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倾向，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思想解放，而且这种“出格”的解放并不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要求，这也许是“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在当时尚未被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的一个内在的自身原因。政治层面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层面的思想解放，不仅能活跃和激发研究主体的发散性思维，而且也能促进与发散思维相伴并行的语言表述系统发生变革，从特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就有什么样的语言系统，文学史话语的变革取决于主体思维的变革。过去那些程式化的现代文学史语言表述方式或者词语句的运用大体相似，这恰好反映了文学史主体思维的趋同性；近几年出现一些在结构体制、史学观念有较大变革的文学史，可以看出研究主体学术思想的解放和发散型思维的出色运用，带来现代文学史话语的崭新变化，似乎有意识地在建构与其思维范型相适应的一套新的语言符号系统，不只是思维方式给人以新颖感，而且语言表述也令人耳目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