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的景观与品格

——认识后古典远缘杂种文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

内容提要:

在顺现代说和逆现代说之外,需要倡导第三种思风即在反思中重构现代。中国现代性的景观体现为扩张语境、强势他者、后古典、平常身份及复兴之梦。中国现代性的独特品格表现在它是一种后古典远缘杂种文化。通过远缘杂交,它与中国古典性文化的近缘杂种品格区别开来;而通过后古典性,它得以与地球上其他现代性文化区别开来。它具体呈现为后古典语文、双重时空体验和硬抽软具机制等形态。与有关中国现代文化已经完全数典忘祖这类看法不同,我相信它与自身的古典传统具有内在的息息相通关联,体现了同样的开放、变化与杂交精神。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5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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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现代性一直是文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热门话题之一。人们对现代性理论及中国现代性问题提出了不少新鲜的看法,不过,有一个方面的问题仍旧被忽略了,这就是中国现代性究竟呈现出什么样的独特表征?或者说我们如何去把握中国现代性的独特表现方式?对此,我想从中国现代性的景观和品格去加以尝试性理解,而理解这个问题有助于回答中国现代性和中国文化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一、第三种现代思风

      有关中国的现代性,通常存在着多种不同思考方式。我觉得尤其需要注意两种思风:一是现代肯定论,可称顺现代说;另一是现代否定论,可称逆现代说(或反现代说)。作为顺现代说的倡导者,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五四新文化闯将以《新青年》为阵地呼唤新的现代性变革,主张现代胜过古代,或者今天好于昨天,尽管某些古典性价值也让他们在无意识深处流连忘返。这种理论的有力根据之一是“进化论”:新的总是胜过旧的,强盛文明总会淘汰弱小文明。逆现代说是作为顺现代说的对峙力量兴起的,近20年来不少论者以同样激进的姿态质疑以五四为标志的现代,并试图加以全盘否定。他们认定,现代不仅没有迎来“中国的文艺复兴”,反而把中华民族文化推入全盘西化与辱没古典祖先的灾难的火坑中。取而代之,他们提出要从湍急的现代性河流中抽身而出,“回归古典”。这两种现代思风的出现是必然和合理的,但我希望走出它们而选择别一种现代思风——我暂且把它称作第三种现代思风:在反思中重构现代。这就是说,既不是一味地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现代,而是以冷峻的反思姿态重新回溯现代,在对现代的回溯中重构那被遗忘或忽略的现代性景观与品格。中国现代性,不是如顺现代论者所信奉的那样简单地意味着通过“西化”或“世界化”途径而寻求“中国的文艺复兴”,也不是如逆现代论者所批评的那样由于“全盘西化”而导致的一场中国古典文化灾难,在我看来,它是一种中国以往历史上所没有的新文化形态在同样前所未有的新的地球语境中、与西方他者相参照、在古典文化衰败的废墟上艰难地萌芽和生长的过程。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在新语境和古典废墟上、在与西方他者相参照中艰难地体验和生长的新文化形态,从中不难见出中国现代性的主要景观与品格。

      二、现代性的景观

      景观,在这里是指由特征和颜面综合而成的外在可感的面貌。现代性景观,作为现代性的外在可感的面貌,在各民族那里似乎都是相通的,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谓“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和“制度性自反性”所论述的那样[1]。不过,中国现代性毕竟有自身的与众不同的独特呈现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代性必然有自身的独特景观。这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去看。

      第一,扩张语境——地球视野。从古典“天下之中央”模式挪移到远为开阔的“地球”模式中,中国文化的语境完全变了。语境变了,全景必然紧跟着发生改变。这应当是其他一切变化的最根本的基础。在新的地球语境中,中国还能是“天下之中央”吗?鸦片战争以来发生的一次次巨变都不断地给中国人上课,迫使中国人接受了地球视野。接受地球视野,意味着接受由此而来的全部宿命,无论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

      第二,强势他者——西方。这新西方已绝非旧西方可比拟,即远不是古代少数民族所在的“西域”可同日而语的,而是指位居地球西部的欧美所代表的现代强势文化。在文化的发展中,他者历来就是一面镜子,既映照出文化本身的面容,又成为文化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在唐代,如果没有西域各民族的臣服、参与或反叛,必然无法成全唐代帝国的盛世气象。而在今天,如果缺失了西方他者的各种方式的介入和影响,中国的现代性就必然不成为自身了。置身在地球上,就不得不从地球视野出发去求生存,从而就必然地与西方他者交往。这样,中国与西方的交往就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当然景观之一。

      第三,后古典——衰败后求复活的新古典传统。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性诸景观中尤其特殊而又重要。中国古典文化诚然在新的地球语境中、在与新的西方他者的对撞中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但却时时渴望复活、君临现代,所以演变成古典传统衰败后的新传统,可称后古典。后古典是古典传统链条断裂之后在新的地球语境中重新创造的传统形态。中国古典文化作为一种现实的实在进程,在鸦片战争以来的现代已经逐渐地中断,取而代之、处于真正现实地位的是现代性文化。例如,现代汉语取代古代汉语,新诗取代旧体诗。不过,尽管如此,在作为实在的现代性进程中,古典文化并没有完全绝迹,而是作为古典残片生存下来,具体地说,是在现代因子的激活下生成为活生生的古典传统形象。这种现代性语境中的古典形象已不再是古代的古典文化本身,而是现代性中的古典传统,是现代性古典。不妨套用“后……”术语说,这是一种“后”于古代而在现代存在的古典传统,即是在古代文化进程中断以后而在现代性进程中重新创造或再生的古典传统,称后古典性,或后传统性(注:这里参照了吉登斯的“后传统性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概念。)。后古典性是现代性的一种存在样式,是以古典风貌存在的现代性形式。以金庸的武侠小说为例,金庸对中国古代文化资源如史、地、易、儒、佛、道、兵、武、医、农、琴、棋、书、画、诗、酒、食、俗等的描绘,以及对中国文化精神如侠义、忠孝、名教、夏夷、穷达等的刻画,都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中国古典文化本身,而只是它的现代性形式,即体现出浓烈的现代后古典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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