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中西浪漫主义之中介的日本浪漫主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凡是留学英美回来的文学家，无论是思想倾向，精神气质还是文学趣味，大都是非浪漫主义或反浪漫主义的，无论是学衡派的保守主义，还是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的新古典主义，林语堂的幽默趣味等，都与现代浪漫主义精神相去甚远。如学衡派的胡先骕就曾说过：浪漫主义“主张绝对之自由，而反对任何之规律，尚情感而轻智慧，主偏激而背中庸，且富于妄自尊大之习气也”。[①]新月派的梁实秋在《浪漫的与古黄的》一文中也认为“古典的”即是健康的，“浪漫的”即是病态的，而五四新文学则是一场“浪漫的混乱”，应该加以否定和批判。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留学日本归来的一批作家，却无论从思想倾向，精神气质还是文学趣味，都是浪漫主义的或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如早期的鲁迅、周作人，还有创造社的同仁们。郭沫若曾说过：“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其实，就浪漫主义文学而言，也可以说，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坛几乎全是由留日作家建筑而成的。美国学者夏志清把留学英美与留学日本的作家划分为两派，他把前者看成是“自由派”，把后者看成是“激进派”，是不无道理的。事实上，这两派的主要区别也正是保守的自由主义与反叛的、激进的浪漫主义的区别。留英美与留日本的作家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差别呢？我认为，这除了他们的出身经历不同（前者大都出身富豪世家，容易产生贵族主义的保守倾向，后者不然）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所处的留学环境有很大不同。在二十世纪初期的英美，浪漫主义思潮已经偃旗息鼓，而反浪漫主义思潮，如新古典主义、意象主义、形式主义等则占据了主导地位。与此相反，浪漫主义文学却成为十九世纪末期日本文学的主潮。中国留学生大都是在二十世纪初年到日本的，那时日本的浪漫主义思潮虽已衰歇，但余波尚存，特别是日本文坛对西方浪漫主义作家作品的译介非但没有停顿，反而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日本当时译介的作品大多属于浪漫主义作品，虽然当时西方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作品很发达，但是并没有作为重点来译介。”[②]中国留日作家受到那样一种环境的熏陶，是很自然的。也就是说，五四时期有关作家的“泛浪漫主义”倾向和创造社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间接或直接地受到了日本文坛的启发和影响。 对中国作家来说，这种间接的启发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以日本文坛为中介对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选择、认同和接受上。考察一下五四时期中国文坛对西方浪漫主义的接受史，就不难发现，对中国的浪漫主义思潮和文学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西方浪漫主义思想家和作家，如法国的卢梭，英国的拜伦、雪莱，德国的尼采、歌德，美国的惠特曼，印度的泰戈尔等，无不是经过日本文坛而被介绍到中国来的。 首先是法国的卢梭。这位西方浪漫主义的思想先驱曾遭到梁实秋的严厉指责，而留日作家郁达夫则在《卢梭传》中对梁实秋痛加反驳，为卢梭的浪漫主义辩护。郁达夫显然是在留日时期就了解和阅读了卢梭作品的。日本学者指出，在日本，“卢梭的著作从明治初年民权思想的昂扬期一直到现代，虽然历经毁誉沉浮，但却一向维持着广阔的读者群”，[③]日本文坛最感兴趣的卢梭的《忏悔录》，早在明治年代，即由日本浪漫主义作家森鸥外、岛崎藤村等人译成日文，大正元年（1912年）又出版了石川戏庵直接从法文译出的全译本。郁达夫1913年去日本留学，据称在那时读了上千种小说，自然会接触到在日本大名鼎鼎的卢梭作品。而且，郁达夫所受卢梭的影响，主要地表现为《忏悔录》中的那种赤裸裸的自我告白。这一点恰恰是与日本作家对卢梭的选择和认识是一致的。以告白忏悔个人私事为特征的日本“私小说”，受到了卢梭《忏悔录》的直接影响，而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既直接地受到日本“私小说”影响，也通过日本文坛的中介受到了卢梭的影响。 第二，是英国浪漫主义著名诗人拜伦和雪莱。这两位诗人曾是早期鲁迅极为推崇的“摩罗”诗人。日本学者北冈正子在《摩罗诗力说材源考》一书中，以缜密详实的考证，说明了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从观点到材料，都受到了日本文坛的影响。如鲁迅关于拜伦的材料和观点，多取自日本学者木村鹰太郎的《文艺界大魔王——拜伦》一书以及木村翻译的《海盗》等作品。木村鹰太郎认为，在世风萎靡不振、冒牌“天才”、文人甚多，欺世媚俗，充满停滞和腐败的日本，正需要拜伦那样的叛逆精神。而鲁迅同样也是着眼于中国的类似国情来介绍和赞美拜伦的。他笔下的拜伦正是一个“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精神郁勃，莫可制抑，……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摩罗诗人”。除了北冈正子所提到的木村鹰太郎的有关著译之外，还应指出，早在明治初年，随着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拜伦就被作为一个高唱自由的诗人在日本大受欢迎，拜伦的作品也被大量译成日文，特别是《哈尔德·恰洛尔德游记》中的最后一章《海之歌》，在当时传诵甚广。日本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北村透谷对拜伦极为推崇，他的长诗《楚囚之诗》就受到了拜伦《锡隆的囚徒》的强烈影响，总之，拜伦是当时日本许多青年人的青春偶像，留学日本的鲁迅对拜伦的关注既受到了木村鹰太郎的影响，也受到了整个日本文坛氛围的熏陶和启发。同样，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中有关雪莱的内容，对日本文坛的观点与材料也多有借鉴。北冈正子指出：“《摩罗诗力说》第六节，几乎全部是从滨田佳澄的《雪莱》归纳出来的。”[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