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哲学关系的进一步密切，是20世纪一个世界性的重要文化精神现象。以反传统姿态出现的西方现代主义各种文艺的兴起和嬗变，无不以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转向作为直接动因。 中国传统文学渗透着东方哲学精神，这是它在根本上不同于西方文学特质的最重要的原因。到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生了整体性的历史变革，形成了迥异于历代文学面貌的新格局。这些变革，同样有着哲学思想及其演变的重要作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时期产生影响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思潮、以及嬗变中的中国传统儒道互补的模式，都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和层次地影响到本世纪中国文学的价值意蕴和精神特质。这种影响既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方面。 本文主要拟就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思潮的演变与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这是因为，这两种思潮及其演变对本世纪中国文学精神内涵的影响不仅构成重要的深层的线索，而且这种影响在近年又日渐突出。当前中国文坛许多费解的现象，正与这两种哲学思潮的再度产生作用有着深刻的关系。 一、中国现当代两种文艺倾向与西方两大哲学思潮 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艺术倾向，在总体上呈现出两种相互消长的态势：从文学的精神特质和价值蕴含来说，是以强调文学对于现实的真实反映从而使文学参与现实的变革的倾向，与以突出人的真情实感从而张扬人的力量和价值这两种倾向的相互消长；从文学的艺术目的、手法等角度来说，是以追求科学地真实地再现现实，与自由地表现人的心灵世界为特点的两种倾向的相互消长。处于不同层面的这两种倾向既有对峙冲突的一面，又有相互渗透交织的一面，它在某一个具体时代或某一个具体作家身上都有表现。 文学上的这种倾向，当然有着中国具体的历史、文化方面和文学自身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有中国文学在接受外来文学思想时直接受西方两大哲学思潮影响这一重要因素。 20世纪西方哲学，以反对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理性主义为起点，形成了两大哲学思潮，这就是以非理性主义为特点的现代人本主义和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现代科学主义。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对西方美学思想、文艺观念和创作面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许多重要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哲学家对哲学观念的演绎。 西方现代的这两大哲学思潮在中国文学中也有着突出的反映，如在“五四”前后就有对尼采、柏格森、叔本华、弗洛依德等的介绍借鉴，其中许多翻译者或介绍者就是新文学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中国现代文艺中的“现代主义”思想或创作派别，如象征主义、精神分析学、表现主义、新感觉派等，都可以找到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子。而对西方科学主义精神的介绍，在很长一段时期则基本是对西方传统的理性的科学主义的借鉴，以及自然主义、实用主义哲学的改造利用。在文学理论方面，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理论，客观观察、真实描写的思想和观念，既有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也可以从孔德实证主义、杜威实用主义等哲学观点中找到理论依据和渊源关系。到了80年代中期，西方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思潮对中国文化思想、特别是文艺的影响再度突出，许多现象都可以从这种背景中找到影子。其中现代西方以非理性主义为特点的人本主义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精神的影响，西方现代科学主义对于当前学术理论的方向、方法的影响特别明显。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外哲学的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或者说更重要的是表明20世纪中国的哲学领域也存在着类似西方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相互对峙、冲撞、影响、失衡以及位置的变换等等现象。而这种现象深层次地内在地制约着文学的发展及其精神特质的内涵。 20世纪中国人本意识与科学精神的对立与冲突，可以追溯到世纪初西方哲学文化思想的传入，但是最先表明这两种哲学思想对立的，也许就是20年代初爆发的所谓“科玄论战”，即玄学（“形而上学”，代表人物为张君励、张东荪）与科学（代表人物为丁文江、胡适）的论战。当时的“玄学”，其实质不是关于“形而上学”的方法问题的讨论，而是“人生观”问题，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问题，是以人为本的观点。当时的“科学”也不是指自然科学或科学知识，而是提倡一种科学态度和精神。就其思想来源与理论依据来说，科玄论战双方则与西方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哲学思潮直接相对应、相联系。这场论战，尽管它本身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两大思潮在中国对峙的局面，但是其意义首先却在于，这场论战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和论战的结局，特别是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一定意义上显露出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反映及其面临的命运，也显露出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一些规律性的端倪。今天，站在新的世纪之交来回眸这次论战，它具有某种征兆性和典型性。后来的事实说明，中国现当代不同哲学思想和意识的冲突在相当程度上都与这些哲学课题相关。 从整体上看，西方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在中国的作用和位置，是以它们适应中国的现实需要的程度来决定的。中国文学对西方哲学营养的吸收，既有“现代”的，又有“传统”的，既有“人本主义”，又有“科学主义”。而以本世纪80年代中期为界，诸种关系的不同交错组合，构成很不相同的两种局面。 前80年，“人本”与“科学”、“传统”与“现代”以及“中”与“西”的关系构成的大致图景是，西方传统的科学主义占上风，而人本主义思潮在被抑制中得到变异、改造和发挥，但它不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对应，中国传统的玄学也只是作为一种学术观念被继续，而没有与实际的社会运动、思潮发生直接的重要关系，占主要地位的是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精神和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的人本主义精神的结合。五四时期文学对人性解放的呼唤，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人的权利的争取，对人与历史关系的思考，基本是以传统的理性的人本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即使对于人的生命意识的张扬，对于人的潜意识心理的揭示，对人的合理欲望的表现，也没有把人的非理性因素强调到人的本体的高度。而现实主义文学在后来成为一种占据绝对优势的主潮，当然有着复杂的原因，但其中就有科学主义哲学思想的深层作用（后述）。“五四”之后中国文学的发展演变，在其深隐层次也循着这种基本的哲学思路在嬗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