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4)05-0022-07 厘清、研究延安文艺座谈会前的文艺状况，目的有二：一是为了阐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艺的大繁荣是有其坚实基础的，即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文艺的“飞跃发展”；二是在于说明毛泽东关于文艺思想的集大成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针对延安文艺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长期思考的结果，有着一个过程。当前，有些人在研究、宣传中为了所谓的抬高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历史地位，从而忽视、轻视甚至否定在其召开之间延安文艺的巨大发展，这从根本上违背历史研究所应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一、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与文艺“飞跃发展”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在分析党内错误思想根源和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均认为中共组织上的缺点是“本党的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这种组织成分，就是武汉政府叛变以前本党政策机会主义的策源地”，因而“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使党的领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及贫农的成分占最大多数”。这种认识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内甚至出现了“反智识化”的错误倾向。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开始从各方面肃清“左”倾错误，对知识分子政策亦有了重大转变。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指出：“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他们过去是否是国民党员，或在国民党政府工作，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苏维埃给予他们以工作，救济他们的失业，给予他们以发展文化，教育，艺术，科学及技术天才的机会。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智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苏维埃给予以托庇的权利(一切这些人都可到苏区来)。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技术人员，与新闻记者(不问他们的出身是地主，富农，或资本家)苏维埃给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193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时，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2]559，“‘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是相当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几百万。这支几百万人的军队，是反帝反封建的一个方面军，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2]56512月1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号召，明确提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2]618-62012月10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呼吁“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了就没有了”。 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及其高举抗日的大旗，民主的大旗，使得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军事中心，成为大批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圣地。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8月至10月，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就接待和初步审查了1000多名由国民党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监狱获释的政治犯，其中700多人转送延安[3]；1938年5月至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到延安的青年就达2288人[4]，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介绍去延安的人数达280人[5]；1942年5月的《华北共军现状》报道，北平大学生到大后方国统区的占20%，投奔解放区的则达70%。[6]92对此，中组部部长陈云在1938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生动地描述道：“十年以来，人心大变，不管男女老少，都不怕艰苦，不远千里而来延安。抗大在武汉登报申明不招生了，一点没有用，仍旧是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学教授，有工程师，有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头子也来了。西北旅社住的什么人都有，各党各派，新闻记者，还有青年组织的参观团，等等。”[7]113抗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在1939年6月发表《抗大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奋斗的三周年》的纪念文章中亦写道：“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结队成群地来到抗大”。[8]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的发言中说：抗战开始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9]279 大批知识分子与文艺工作者的到来，使得延安的文艺团体、文艺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文艺创作上也一改之前的荒凉、冷寂，在延安舞台上先后出演的大型话剧就有《团圆》、《农村曲》(歌剧)、《大雷雨》、《突击》、《日出》、《雷雨》、《钦差大臣》、《蜕变》、《阿Q正传》、《李秀成之死》、《铁甲列车》、《带枪的人》、《中秋》、《伪君子》、《北京人》、《抓壮丁》、《马门教授》、《新木马计》等，京剧则有《打渔杀家》、《四进士》、《法门寺》、《武家坡》、《群英会》、《空城计》、《宋江》、《玉堂春》、《奇双会》、《六月雪》、《梅龙镇》等[10]，还有柯仲平等领导的民众剧团创作的《查路条》、《十二把镰刀》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作品。此外，海外、国统区的有关爱国抗日的歌曲随着知识青年的到来在延安传唱，延安文艺工作者也创作出了大批革命歌曲，延安是一片歌的海洋。尤其是1938年冬，冼星海来到延安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谱写出了《军民进行曲》、《生产运动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一系列振奋人心的作品，许多战士是唱着“风在吼，马在叫”奔赴抗日前线的。而据边区美术救亡协会不完全统计，在美术方面，抗战以来各种宣传画、漫画、木刻、壁画等等创作，数量在3500件以上；音乐方面的创作，从小调格曲一直到大合唱，共计300个以上；戏剧的作品，由活报杂耍到两三幕的大戏，共100种以上；文学作品如像诗歌小书报告之类，数量特别多，一时无法估计。[11]1939年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访问延安，也激动地写道：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这里有着五百个作家、艺术家、戏剧家、作曲家和他们的学生，他们都是来自各省和海外的天才者，他们在附近的村庄中建立了一个他们自己的艺术家居留地，位置于——任何一切的地方！——教堂和寺院中。因了这个学校的创立，现在延安在艺术上也像在政治上一样成了进步分子的‘麦加’。因为在这里，群众艺术不致犯叛国之罪，他们尽可随自己意思来‘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准’。”[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