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全球流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发端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俄苏再传到中国，发展成中国马克思主义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逆向影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在西方左翼思潮中所展开的美学维度，可命名为“毛泽东美学”(Mao Zedong Aesthetics)。西方“毛泽东美学”不是中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翻版或镜像，而属于西方左翼思想中的美学和文艺范畴。长期以来，学术界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毛泽东美学”关系上一直存在某种认知的断裂，甚至将它们视为彼此对立的思想体系。80年代以后，“毛泽东美学”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面貌重返中国，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毛泽东美学”并存但不兼容的理论格局。作为对这一知识运动的学术清理，本文的研究重点是，通过对西方左翼思潮中毛泽东思想影响的清理和辨析展开对“毛泽东美学”的认知测绘(Cognitive Mapping)。既然毛泽东的思想和著述是彼此共享的理论资源，我们就需要在一个新层面建立“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毛泽东美学”的比较和对话平台。 以毛泽东思想及其著作为核心，我们可以以“同时代性”将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和作为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建立起必要的学术关联。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西方左翼美学之间，尽管隔着“东/西”的文化差异和“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分野，但是它们都对“二战”之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以及文化秩序的恢复和重建做出积极回应并提出了建设性方案。这一“同时代性”决定了西方左翼学者能够主动接受“来自东方的风”的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并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启迪，并能够作为“西方同行”展开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的“远西对话”。 “西方同行”的概念是刘康在其《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一书的副标题“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和他们的西方同行”中提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场景的转换，还面临着如何在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东方亚细亚”国度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践行社会主义理想的诸多难题，更不用说其中还经历了诸多曲折和弯路了。而西方左翼学者则经历的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失败和思想分化，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暂时失去了现实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者只能从社会变革退回学术思想；他们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已经从早期资本主义过渡到晚期资本主义，面对的是各种“后学”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泛滥②。正因为如此，用“contemporaries”来显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左翼学者所身处历史时期的“同时代性”和“当代性”无疑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如果仅仅停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维度来审视，西方左翼学者早已退回书斋，用“话语革命”替代了“社会革命”；真正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旗手无疑是从欧洲经过俄苏，转移到了中国。如果仅仅从毛泽东思想的角度来判断，西方左翼学者无疑停留在对毛泽东思想的断章取义的浪漫想象层次；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也将绝大多数的西方左翼美学作为批判对象归为“资产阶级文艺理论”。而如果仅仅站在西方左翼的立场来考察，西方左翼思想所受到的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无论如何也都是局部的、阶段性的、存在巨大局限的；同时期毛泽东思想国际传播的重心也不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在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而致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西方左翼美学”虽然长期同时存在，却始终没能处于同一个话语平台上展开交往和对话。只有置于“同时代性”，作为“西方左翼美学”组成部分的西方“毛泽东美学”才能与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杰出代表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同一个话语平台上作为学术思想的“同行”(Contemporaries)来展开对话。 长期以来，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主要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学术界内部开展的知识生产。其中，狭义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特指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和浪漫主义诗人对于文艺问题的思考和看法。这里有必要区分作为革命领袖的毛泽东和作为诗词作家的毛泽东对美学和文艺问题的看法。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是由毛泽东亲口或亲笔表述的思想；不同点在于：前者是毛泽东代表党和国家对文艺问题的表态，因此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后者则是毛泽东个人美学和艺术趣味的表现，因此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尽管两者在许多时候都是共通的，但这一区分恰好划定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外延和边界。还有，“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作为党和国家文艺政策的价值导向与毛泽东古典诗词创作的审美偏好之间也保持着一种美学张力。广义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则泛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对文艺问题的方针、政策以及创作思潮等。这超出了毛泽东个人的范围，是将整个毛泽东时代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的命名。如李准、丁振海所编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全书》就属于后者③。不难发现，毛泽东文艺思想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文艺创作风格、文学流派甚至写作技法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作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指导思想还经历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此外，“毛泽东文艺思想”还有第三种形态，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文艺思想进入文艺理论的研究和教学的领域，逐步被知识化、逻辑化和体系化地建构起来。这些教材或专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框架下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