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5年的文学界在未来的文学史上将要被反复提及，它的重要性已被我们隐隐感到。在以往的观念中，即便我们并不直言陈述，但诸如“激进”与“保守”、“左”与“右”等具有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的判断尺度或思考向度，总似一种无形的内在指令，给我们以暗示或引导，它纠缠了我们许多年。二十世纪的许多重要时刻，我们几乎都是在这一范畴内确立立场并且发言。但是，直到1995年，我们发现，“激进”与“保守”，“左”与“右”这些意识形态规约性话语的界限已日渐模糊，它的有效性已经出了问题，流行了近一个世纪的重要话语被无声地宣告了终结，它为文学界造成的诸多紧张已大为缓解，起码它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和规约性是可以肯定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界的平静。事实上，经过九十年代多年的孕育，观念的分歧不仅没有弥合，而且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趋于复杂。不同的是，这一分歧由政治层面过渡到了文化层面，由政治意识形态转向了文学意识形态，观念分化的新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它比以往的分歧要更为深刻和真实。它的复杂性在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在政治局势发生变化时会自行消失，它的有效性和影响力是短暂的，而它的附属性或“副本”地位决定了这一分歧的解决方式。九十年代之后，文学界几乎撤离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分歧转向了文化观念或信念的层面。传统文化进退自如的弹性和百年新传统的多元价值取向塑造了多种人格和不同的文化信念，它们彼此消长起伏。而时下，当不可遏制的商业精神和金钱攫取力漫过了百年人文精神堤坝之后，一种文化失败感、挫折感便弥漫四方，知识分子失去了往日的光荣与梦想，文化英雄的辉煌身份只存在于尘封的记忆，世纪之交的现实对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构成了有声有色的挑战。于是，绝望、失落、悔恨、沉沦、随遇而安、随行就市等各种精神现象构成了九十年代文学界的触目景观，不仅文学作品充盈地传达了这一现象，而且许多理论小品也以反省的姿态对新的文化信念作了坦率的陈白，一些适于世纪暮年的命题与二十世纪昏黄的落照相互辉映。应该说，这些命题在二十世纪宏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之下，显然隐含着某种合理性：一个世纪以来，激进的理想鼓励了千百万人并形成了世纪横溢的思想取向，它的负面效应至今在学术上没有被认真地清理和反省，人们内心承受着它的重压又基于某些原因而视而不见。因此，这一反省显然是必要的。但是，与现实比较起来，它的滞后性除了传达论者们在这一时代坚持的困难之外，已经没有太多意义。我们身处的现实是：崇高被嘲笑的声浪湮灭已久；革命的冲动早已终结；尘嚣之上唯有俗世的喧闹。在这样的时代，民间社会未被发动便率先地营造了时代的新时尚。因此，一些论题昭示的更多的是论者们精神空间陷落后对现实再次无奈的认同，然后又追加了它的合理性，它文化反省的意义被文化失败感遮掩得几乎荡然无存。其间我们还发现，追逐时尚的论者们并未超出惯常的思维框架，即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1979年，王蒙虽然以“激进的形式”表现了他“先锋”的文学姿态，但他依然崇高得如坐云端，钟亦成甘愿引颈受戳、甘愿被枪毙也毫无怨言的“少布精神”曾为王蒙带来过真切的激动与光荣。十几年过后，王蒙离开了钟亦成的立场而走向了“躲避崇高”。这里我们确实看到或体悟了王蒙自我反省或自我否定的姿态，钟亦成那充满了封建腐朽意识的愚顽的“崇高”确有反省与“躲避”的必要，他的自戕自虐、自以为“崇高”的滑稽戏早已散场并为人们所遗忘。在王朔的文本中他发现了以往流行的“伪道德伪崇高姿态”，也同样适于对钟亦成的诠释。他认为王朔“亵渎神圣”的原因，“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从王蒙的这些议论中，我们又可以发现，他不经意地依然流露了生活中仍有神圣存在的看法，但让人费解的是，以前他将“神圣”一词理解为五、六十年代的由意识形态叙事的“理想”，即钟亦成的“神圣”，而今天他又将其视为一个语焉不详的不明之物；或者说以前的“纯洁的理想”是“伪”的，而真实的并不存在。这一经验主义的理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说服力是让人怀疑的。 传统的理想主义怎样愚弄了人们及其有害的后果已无须谁来告诉人们，社会生活的实践对此早已作出了回答。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不是如何鼓励、启蒙人们怎样走向俗世、学会消费、大胆享乐，这些历来不需智者们操心；需要注意的恰恰是它的反面，即传统的理想主义幻灭之后，人们对于理想和意义的普遍蔑视或不屑一顾，对世俗生活的疯狂追逐和欲望无边的膨胀。这一时尚寓示着真正的危机，而一些人却努力去证实它的合理性，如此种种，都证实着我们身处的精神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对话集《告别革命》中的许多观点因其立论的设定性、以逻辑的发展替代历史的发展而使我们不能同意或不完全同意。但刘再复认为“什么都嘲笑，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不相信，真话也是笑话，这种价值迷失，在文学中表现一下倒挺有意思，但是，要是作为人生观、哲学观，就成了犬儒主义。”李泽厚认为“嘲笑意义是一旦成为社会时尚，痞子就成为社会明星。”犬儒主义的盛行和痞子的走红被不幸言中。也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环境中，“人文精神”、“理想重建”、“价值重建”、“新理想主义”等命题才重新被提出讨论的。上述种种不同看法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文化信念分歧的简要描述。 这一分歧是知识分子内部的讨论，对社会生活构不成什么影响。而事实上，自八十年代后期始，多元化的文学艺术和思想格局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先锋文学、闲适文学、新市民小说以及随笔、诗歌中的新倾向都显示了这一时代文学在价值观念上的不同取向，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作宣告地告别了以往文学作为政治意识形态表意形式的写作方式，代之而起的是各行其事甚至是自以为是，表述集体幻象的不真实性和强加性已为许多作家所认识，在觉醒了的作家们看来，“伪”的合理性是无法证实的，尽管它有合法性。于是人们宁愿去“闲适”、宁愿走向民间去书写直观生活的粗陋和琐屑，宁愿在暴力的能指中去获得体会短暂的快感而拒绝被识破的伪叙事。这是一场无声的却又是意义重大的叙事革命，这一革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新方法论”式的错位嫁接。在上述文学景观中，人们发现了文学艺术多样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发现了人类语言艺术创造的巨大智慧和能指变化的不可穷尽。应该说，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当代中国文学对于解构一元化的主流话语，挣脱规约性的束缚，打破其“一体化”功不可没。但是，历史的发展常常出人意料，作为特殊时期文学艺术的叙事、表意策略却失控般地以惯性的形式没有边界地滑翔着，它以理应如此的心理意志变成了文学艺术发展的常态，它成了新的神话并具有不可批评的“合法性”，在一些批评家那里，欣喜地沉浸在文学又“翻开一页”的狂欢中。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些文学现象发生时代的社会历史因素。直到1995年，批评界发现了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艺术由于表意策略的需要而发生的变化，改变了它原来“革命性”的意义，而变成了市场经济时代市民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或代言人。无论理论作品还是叙事作品，充满了早期流氓无产者的气质和性格，破坏一切、攻击一切、嘲弄一切，肆无忌惮又为自己设定了边界，这些都极合市民阶层的心理需求：既满足了渲泄难以名状的怨恨，所指不明的攻击，又绝不会为害到自己，这就是市民的智慧和机敏。毫不夸张地说，文学写作的解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它同我们曾认识到的文学的有限性是一样的道理。真正的解构力量是商品经济大潮和还没有初步得到富裕的人们对金钱的攫取力，这一潮流和欲望才是传统价值观念最大的解构力量，它才有能力改写时代的价值观。但是，当快乐的人们举手加额庆典的时候，却没有想过“革命的第二天”，而真正的问题恰恰出现于革命的第二天。解构传统的价值和意义世界没有错，但一味地以平面化和快乐原则证实现实的合理性却未必一定合理。经典作家认为，人类对形而上或本质的认知永远都是需要的，这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吃饭哲学”是第一要义，但不是唯一要义，健全的社会不应是造就“单面人”的社会，因此，无限制地鼓动和导引人们对快乐欲望的追逐和实现，是否真诚和负责是让人怀疑的。八十年代后期以来，自平面化、消解深度模式、消解意义的理论全面实践以来，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寻和对意义的追问已成笑柄，它几乎失去了话语空间，知识分子的缺陷被空前夸大，“新民粹主义”盛行一时，消费性写作成了这个时代最为时髦的话语形式。它们以温馨的、抚慰式的情调安抚着从金钱世界暂时撤离的人们，然后让他们安然地进入梦乡。文学从过去的俯首听命者变成了一块可以任意取舍的快乐器。我们已很少听到“发自灵魂的声音”，很少听到面对这个世界“真实的体会”，文学最大的变化就是从政治功利走向了世俗的功利，刘心武的“直面俗世”是这一转变最坦率的陈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