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阿拉伯世界对于阿拉伯民族文化听任西方舆论界侮辱有着沉痛的感受。伊斯兰仁爱会创始人阿卜杜拉·纳蒂姆早在1879年就控诉道，西方报刊“愚弄东方人，嘲笑他们的精神，误导他们的伟人，诋毁他们的宗教传统、生活方式和工农业。它们宣告，西方是法律的来源、科学的始祖、价值的标准。它们坚称，一个国家只有借鉴西方才能存在”。整整一个世纪以后，爱德华·萨伊德〔1〕在《东方主义》（1978 ）一书中以福柯的话语理论为方法雄心勃勃地对上述现象作了系统的梳理和大胆的归纳。受到维柯的历史是人写的这一立论启发，萨伊德指出，世界地理是长期以来人类活动的结果，把世界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不是什么地壳构造，而是一整套意识形态的话语。在西方征服世界的过程中，知识（包括文学和所谓的纯学术研究）和权力狼狈为奸，制造出各式各样的名为“东方”的镜子，为的是让西方人在镜中看到自己焕发出理性精神的光辉形象。萨伊德把这一现象称为“东方主义”。〔2 〕萨伊德在相当不利的文化政治氛围下提出这一理论确实是令人敬佩的。 由于萨伊德多年来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他的东方主义理论被介绍到阿拉伯世界后，不免有人会感到，以前受西方迫害之苦像是哑巴吃黄连，现在终于有同胞在西方学术的重镇站出来仗义执言，真是扬眉吐气。尽管萨伊德在提到萨达姆和霍梅尼的时候不会忘了表露出不屑的神色，他对东方主义的揭露依然被理解为一种反西方的文化立场，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还喜滋滋地把他视为同道。萨伊德在《东方主义》卷首引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名言：“他们无法代表自己；他们必须由人代言。”这确实给人留下他要为阿拉伯世界鸣不平的印象。 但是真正使萨伊德今日担心的，不是他在西方同事中的论敌，而是他在第三世界的一些拥护者。乘《东方主义》今年即将再版之机，他为该书撰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后记，主要目的是给他那些缺乏自知之明的追随者泼泼冷水，在廓清误会后再对自己在西方学术界的宿敌穷追猛打，同时以开山的口吻回顾十几年来在西方处于少数和边缘状态的群体如何打破沉默的坚冰成功地影响“全球的主流思潮”。这篇长文稍作删削后以《东方不是东方》为题在今年2月3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作为重头文章发表，东方主义一时又成了欧美文化界注意的焦点。由于萨伊德近年来成了我国学术圈子里比较热门的话题，本文拟在简介这篇后记的同时穿插一些作者对东方主义理论的粗浅看法。 萨伊德首先遗憾地提到，《东方主义》居然被人误解为一部反西方的著作。他在写书时并没有从特殊看一般的意图，不能企图通过东方主义这一现象来窥知西方的全豹。批判东方主义绝不是弘扬伊斯兰教或穆斯林基要主义的前奏，利用《东方主义》一书来向全世界推销伊斯兰教是荒唐之举。面对种种奇怪的曲解，萨伊德不得不重申，要祛除东方主义的邪魔必须先行清算任何本质主义的流毒，对东方、西方这类明确标示疆界的范畴性指称他向来不以为然，他在书中小心谨慎地回避任何关于东方和伊斯兰真面目的话题，不然他就认同了东方主义者的本质论前提，即东方和伊斯兰具有某种超越历史的本质。显然，凭了这条理由他就可以轻松地化解有人对他的指责——他未能勾画出真实的东方。 对于很多非欧美读者把他当作维护“全世界受苦的人”〔3 〕的权益的斗士，萨伊德表示出同情的理解，但是他提醒道，这态度仍带有本质主义的色彩，无助于从根本上消解虚构的“东方”和“西方”的观念。萨伊德重述了他的基本观点：文化上的争霸和人类历史上延绵不断的地域上的争霸是有机结合的，具有批评眼光的学者应该把两者联系起来考察；文化身分固然源于集体的经验，但它必然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建构过程。“任何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需要有一个不同的、互相竞争的第二个自我。……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都在不断创造它的‘他者’。”这样看来，甲文化的所谓真实性往往取决于其异于乙文化之处是被如何解释的，反之亦然，人类认识论上的特点使得这现象无法避免。萨伊德由此进一步推论，任何文化、自我和民族的身分都是流动不居的，没有恒常的本质。（萨伊德在扎一个他可以一拳打倒的本质主义稻草人，谁会说某一文化、自我或民族是亘古亘今万世不变的？）在这没有任何根基的世界里，我们应该无畏地面对现实，而“爱国主义、极端的无端惧外的民族主义和令人厌恶的赤裸裸的沙文主义”都是产生于对非固定本质的恐惧，虔诚的穆斯林和西方的“东方主义者”实际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早就该遭淘汰的本质主义的牺牲者。萨伊德对阿拉伯社会的某些思潮尤其警惕，他在《东方不是东方》一文里写道： 基要主义在认识论上的错误就是把“基要”当作非历史的范畴，这些基要被真正的信仰者无条件接受，不必经受批评的审视。对于要重建或恢复早期伊斯兰教的人而言，东方主义者（如萨尔曼·拉什迪）是危险的，因为他们试图篡改原初的版本，怀疑它并指出它是假冒的、非神圣的。 这里有一系列值得捕捉、分辨的弦外之音。基要主义（现在一般译为原教旨主义）本来是指一战后起于美国的宗教运动。依笔者之见，当今的天主教和不少西方的新教组织都强调《圣经》中的“基要”，都有资格被称为基要主义，但是该词目前已被西方报刊用来作为很多抵制西方文化侵略的伊斯兰宗教团体的带有贬意的统称，使用它就是表明立场的一种行为。萨伊德在此巧妙地借拉什迪的《撒旦诗篇》修正了他自己关于东方主义的论述。拉什迪把对伊斯兰教抱有成见的西方人作为想象中的读者，重写穆罕默德的生活经历和《古兰经》，他是不是有意迎合萨伊德本人大张挞伐的东方主义的口味？从这部小说发表的社会背景来看它并不是没有政治动机，它在客观上加深了十字军东征以来就形成的种族、文化歧视，并有助于旨在建立“新秩序”的霸权主义，因此称他为“东方主义者”有依有据。但是萨伊德暗示，如果拉什迪这样的所谓后殖民时代杂交文化的杰出代表被缺少理性批判精神的阿拉伯基要主义分子视为“东方主义者”，那么他本人宁可得到这一雅号也不愿与本质论者为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