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柯(Umberto Eco，1932- )是学者型小说家、博学的知识分子，既有理论探索又有创作实践，是哲学和小说叙事成功结合的典范。他的理论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符号学、诠释学(文本诠释理论)和美学；也可以说是两部分，符号学—诠释学可看作一体，因为他的诠释学可由他的符号学(研究符号生产和交流的所有现象)推出，甚至可以说是其符号学的一部分。他在符号学理论上的创建使他跻身于与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后现代哲学大师并列的行列，而使他区别于诸多欧美知识分子的是他的文学创作和他在不同的思想资源、哲学观念之间维持中道和张力的做法。中世纪和后现代在他那里并没有断裂，而是被他充分吸收并累积式地做出推进。 对艾柯的研究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国内外的艾柯研究大多从艾柯的符号学或诠释理论角度来分析艾柯的小说，美学一般被看做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过渡，学术界虽有涉及但不够重视，国内相关研究更是非常稀少①。与他的符号学—诠释学相比，艾柯并没有把自己的美学理论体系化成一套严密的、固定的学说形态，而是在艺术与技术、秩序与混乱、高雅与通俗、可说与不可说、图像与文字等等的观念之间进行多年持续不断的思考，并在小说中加以实践。从四十八岁出版第一部小说起，至今三十多年时间里，艾柯共著有六部长篇，其最新作品是2010年面世的《布拉格墓园》(The Prague Cemetery，因笔者尚未寓目，此处不论)。可以说，艾柯的美学既是理论又是实践，既是针对普遍美学问题的思考又是对具体的文学创作和交流的探索。在艾柯的思想图景中，以符号学为“大全”，以俗世信仰为“宪法”，以美学为“都城”②，而小说则是艾柯美学的实现和归依。 一、从中世纪美学出发 传统上，美学通常是指对美、艺术或者品味的哲学思考。在艾柯那里，他首先对美学在古今的变化进行了区分，这就要回到艾柯学术生涯的开始即中世纪美学：《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1956)、《中世纪的艺术与美》(1959)。在艾柯的观念里，与中世纪的美学相比，现当代美学太过狭隘，总是从艺术和艺术经验来界定审美现象；而中世纪的美学却是指与美——其定义、功能、创造与欣赏方式——相关的整个一系列问题，虽涉及艺术问题但不仅仅与艺术相关。中世纪人将审美体验与艺术创造问题区分开来，在他们那里，艺术并不必然地与美的事物或审美愉悦相关。艺术(拉丁文：Ars)意味着事物依据自己的规律进行建造(一艘船、一栋建筑、一幅画、一把锤子……)的科学或技术，艺术在那时是有着宽广外延的概念，适用于我们今天称之为技术与手工艺的一切③。中世纪人的审美意识领域包含两种特性：超感觉美(intelligible beauty)——道德和谐与形上光辉之美和理知美(sensible beauty)，以感官可以得知的经验美感——自然事物和艺术的美，这一领域远比我们的广大。艾柯重估了经院美学的重要性，它强调对艺术的一种认知学方式，它提供给我们依据智性(intellect)来解释艺术的方法；它提醒我们艺术是和技艺(craft)相关的，美学情感依赖于智性的复杂运作，并牵涉价值观、意识形态也即已知文化编码的诸体系。艾柯反对在美学问题上的“进步论”，不认为现代美学比经院哲学在逻辑上更成熟或在理论意义上更“真实”，而是肯定“中世纪美学和现代美学具有同等价值”④。但如果和当代美学对比，我们会发现艾柯对当代美学的理解也是狭隘的，因为现代西方美学有两个基本方向：以艺术为中心的美学和以审美经验为中心的美学，后一种美学目前已扩展至社会、自然和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艾柯对高雅文化和当代通俗文化诸类型的考察基本属于前者，着重于作品的形式、诠释和接受；他对中世纪美学的阐绎才触及了后者，因为中世纪人的审美意识和艺术观念都非常宽泛。 艾柯对普遍意义上的美似乎比对单纯的艺术更感兴趣，但却基于与生活美学这样的新潮美学远为不同的理由，他也并不纠缠于艺术自治问题，因为文化关联无处不在，更重要的是，他背后有中世纪哲学—神学—美学(其时还是三位一体，尚未截然分离)的支撑。中世纪关于艺术的建造性、技艺性的观念和对于超验美、整体美的追求给艾柯的思想和创作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比如艾柯在小说结构上的着力，对于隐喻的兴趣和对百科全书式清单的狂热；还比如受到中世纪关于艺术的“非人格性”原则——中世纪艺术反映的是艺术家的非人格性而不是他的个性——的影响，艾柯小说中的叙述者总是戴着层层面具作为一种“反浪漫主义”的策略等。中世纪对于艾柯的作品来说一直是基础性的，为他的一些最重要的关注提供了文本和文化资源。 除了直接研究中世纪美学的学术作品，艾柯还有四部充满中世纪传说色彩的小说，即：《玫瑰的名字》(1980)中的修道院生活与异端之争⑤；《傅科摆》(1988)中的圣殿骑士传说⑥；《昨日之岛》(1994)的故事虽发生在17世纪，但其中“宗教—政治—科学”的紧密纠葛与神秘主义(武器膏药或交感粉末、犹大与昨日之岛的传说、橙色鸽子等)⑦皆延续了中世纪的议题；以及《波多里诺》(2001)中的十字军东征、祭司王约翰传说和腓特烈大帝之死⑧。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对神圣、空无、真空、无限、存在、宗教(如原罪与救赎、天堂与地狱、正统与异端等)的哲学玄想与讨论。我们能够感受到，艾柯对中世纪哲学家的宗教宇宙怀有某种依恋，但他写作时从精神内容上拉开了距离，只留下一种方法论经验。艾柯与中世纪之间的关联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⑨： (一)对天主教教义的兴趣：艾柯在其关于阿奎那著作的前言中承认了这一点，《玫瑰的名字》、《昨日之岛》、《波多里诺》中都有明显的对于神圣之物的着迷。 (二)“抽象”的倾向：艾柯认为这是经院主义的前提之一。艾柯对于辩论那些由经院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似乎有种孜孜不倦的癖好，如形式结构的本体论、为讨论某一事物而设计一种理论模型的努力等。例如，《昨日之岛》中艾曼纽埃勒神父发明的神奇机器——“亚里士多德望远镜”，就是一种制造隐喻的模型。 (三)关于宇宙整体中的秩序的观念：这一秩序为万物提供了一种无限的关系链。每一事物都代表另一事物，创造了一种无尽的意指螺旋。艾柯在乔伊斯那里也发现了，每一符号通过相似、逻辑或一系列双关语而与另一符号相联系，《玫瑰的名字》、《傅科摆》对于这点集中进行了反讽性、解构式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