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这一问题的提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这种必然性主要体现为：首先，它来自于理论自身建设的需要，即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其次，它来自于时代与现实的迫切需要，这种迫切性促使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基本理论、观点、方法等对当下的文学、文化现象作出具有理论穿透力的剖析与论断；再次，它来自于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实施国家文化战略的需要，我们所处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环境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这一使命与职责，这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在我们看来，“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这一问题主要包括“话语形态”、“当代”、“建构”三个关键词。从话语形态看，马克思主义文论毋庸置疑具有历史性，时代在变，社会心理、人的观念也在变，话语及其言说方式必然也会随之变化。比如，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与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话语形态上就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同样，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形态也应迥异于前两者的话语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形态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流派、不同理论及其代表人物之间也会呈现出显著差异，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之间，而且匈牙利的卢卡奇、意大利的葛兰西、德国的马尔库塞等之间的话语形态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现在，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有没有话语形态？笼统地讲，对此问题的回答不仅是有，而且有很多种话语形态，诸如经典的、西方的、东欧的、英国的、美国的等等。不过，如果在那个问题前面加上“中国自己的”这一限定词，问题的答案就会与此前的相反：还不完全有！当然，这样的结论会令我们十分懊恼。换言之，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世界格局中，如同我们在经济改革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种成就被概括为“中国经验”、“中国模式”，我们是否也在马克思主义文论这一领域创造出了并让“他者”与我们一起分享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诚然，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我们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比如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威廉斯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改造作家与人民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深入群众生活，同群众生活打成一片等的主张概括为“结合”①理论，认为这是其独特的理论贡献。此外，之所以将“当代”这一关键词置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形态”之前，就是要格外强调其话语形态的“当代性”，强调这种话语形态不是僵化的、守旧的“陈词滥调”，而是充满活力、具有鲜活时代气息的理论洞察及其“表意策略”。众所周知，每一时代都有其不得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与现实问题，这些问题的应对、解决有赖于其所处时代“适时”提出的话语形态。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当代性”理所当然地具有“中国性”、“民族性”、“时代性”等诸多意涵。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无论就话语形态还是就当代性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建构”还处于“进行时”而非“完成时”。那么，它究竟处于怎样的“进行时”？这就需要我们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整体状况作出基本判断。毫无疑问，在学界同仁付出艰苦努力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骄人成就，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生动体现：首先，从研究格局看，在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推动下，我们走出了“西马非马”的认识误区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空间不断得以拓展，诸如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西马”）②，以南斯拉夫的“实践学派”、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学派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以吕贝尔、麦克里兰、波托莫尔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阿格尔、莱易斯等为代表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墨菲、德里达、詹姆逊等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包括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学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等），以及以威廉斯、霍尔等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等等。其次，从研究成果看③，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无疑居于首位，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论重要理论论著的翻译。此外，我们在理论研究和教材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累累硕果。 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与面临的挑战也需要我们正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话语形态确实亟待创新与突破，这是因为只有创新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文论旺盛的生命力，才能确保其发挥思想库的作用，才能确保其强大的感召力，才能增强其吸引力与凝聚力④。从抽样调查分析⑤以及通过与在校学生、其他领域学者座谈等形式获取的反馈意见看，大家对目前存在问题的认识趋于高度一致。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问题之一，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文论纯粹知识化的趋势、学科化的趋势，其文论的内在生命活力彰显得很不够；问题之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实践品格被严重弱化，失去了对当下文学、文化现象的评判力，其理论解释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凡此种种表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已成为研究者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理论课题与重大现实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在此主要从“西马”文论这一视角来审视其对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形态的建构具有哪些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自1978年始，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文论的研究已有三十余年，而在众多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流派中，我们对“西马”文论的理解与把握又最为全面。由于“西马”文论的产生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西马”文论并非一个具有严密理论体系的文论流派，而是对众多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流派的总称。此外，从文论角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建树主要是指法兰克福学派所作出的理论贡献⑥。因此，十分有必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在文论领域的主要贡献作扼要论述。一般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关注以下六个方面的理论问题⑦：第一，重视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比如对《手稿》、《资本论》的哲学解读；第二，重视对社会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卓越理论贡献正是发生在这个领域：第三，重视对物化或异化问题的研究，认为物化或异化现象是资本主义这一人类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第四，重视对历史辩证法问题的研究，认为扬弃异化的根本途径在于诉诸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而非恩格斯意义上的自然辩证法，并把历史辩证法的本质理解为总体性，通过总体性来扬弃异化；第五，重视对意识形态的研究，认为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把人界定为“意识形态动物”，无论是对阶级意识还是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的分析，都有助于加深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与认识；第六，重视对实践问题的研究，认为历史辩证法的主体是人，而人的实践活动就构成了历史辩证法的真正主体，无论是人本主义的还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十分重视实践问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精髓。总体看来，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主要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论上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现实的社会关系总体中考察文学艺术，强调文学艺术的性质与功能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否定与超越，强调“艺术对于社会是社会的‘反题’”。其次，把艺术革命、艺术解放视为人类的解放、人性的复归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视野中有两种艺术观，一种是高雅文化，一种是大众文化，前者具有积极意义，后者具有消极意义。据此，他们对文化工业、大众文化进行了严厉批判，认为文化工业的出现是工具理性在精神领域统治的必然结果，文化工业以其内在的、感性的方式从精神上对人实施压抑性统治，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水泥。再次，对艺术形式及语言的高度重视，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区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最主要的理论特征之一。他们认为，“形式的客观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中一个最困难、研究最少的问题”。既然艺术革命、艺术解放是人类的解放与自由、人性的复归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艺术在其中究竟如何实现自己的功能？艺术对现实的否定性和超越性必须通过审美形式发挥作用。
